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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波:《文革溯源》(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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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6 16: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画春 于 2016-12-26 17:05 编辑

《文革溯源》(中册)

【作者供稿】


编者按:

此前,我们发表了郭建波同志的著作《伟大的理论,光辉的实践—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文革溯源》(上册)主要论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溯源》(中册)主要论述的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者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将阶级矛盾仍然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作者认为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不过是毛泽东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不是决定性原因。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现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必须同时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滥觞。

作者在本册中,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四个重大事件为线索,勾画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基本过程。从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文革的原因。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尽管有不少干部群众,学习过这个理论,宣传过这个理论,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这个理论的真谛,对一旦违背了这个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缺乏清醒的估计。许多人只是在资产阶级践踏了这个理论以后,当资本主义已经大量涌现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理论的光芒。

为了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光辉。

作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发表该文,就是希望通过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思考,从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造成的窘异的结果中,来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的实践有一个更真切的认识,通过探讨和争论,更进一步地接近真理,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在中国越走越宽广。


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郭建波


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9、整风反右的历史启示。

(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种争论从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争论中出现的右倾则从客观上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关系问题的综述。

2、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意见难以统一。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党内思想难以统一,还会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3、透过庐山会议的激烈争论,见微知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迹象,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右倾思想业已产生,因而就及时提出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4、在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来洞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后所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隐患。

5、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6、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原理来分析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7、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8、关于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及其扩大化问题。

9、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在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重要表现。

2、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3、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4、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

5、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分歧还要严重,但是却没有导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也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患,最终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以处理的历史原因分析。

6、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深远影响。

(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表明,走资派就在党内,而且还存在于党内的高层。虽然他们的分歧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

2、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

3、一九六三年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4、毛泽东通过批转关于社教的典型材料,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社教问题上的构想,以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为标志,形成了毛泽东在社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5、为了对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能够从方针政策上及时予以指导,规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社教运动的健康发展,继《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6、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上出现重要分歧。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强烈抵制与反对,这使得毛泽东对党内官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允许对一些腐化变质的单位开展夺权斗争,并进一步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途径。

8、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严重分歧与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方法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他们的分歧因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制定而予以解决,但是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9、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10、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历史影响分析。

11、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斗争。

(五)    斗争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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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38:11 | 显示全部楼层
前言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我们整理发表了《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上册),现在献给读者的是该书第一卷《文革溯源》(中册)。
《文革溯源》(中册)主要研究的是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前这十年间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状况。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选取了这个时期对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比较重大的四个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通过对这四个事件的研究剖析,来梳理这个时期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脉络,探究在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后来最终走向文革的真实原因。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理论的若干内容却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出现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形成了雏形,以后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直到文革期间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因而要接受这个理论,就必须首先承认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表明态度,他自己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思索。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发生在我国的右派进攻及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仍然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两对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对立统一。
他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进一步探索这一基本矛盾的能动关系,要想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迅速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说明阶级矛盾已经在生产关系领域得到了基本解决,在这个领域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巩固,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平等,产品分配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没有给予必要的限制,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同样尚未真正实现,产品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也仍然存在,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同样尚未巩固。这种不巩固更表现在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出发,反过来就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最终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仅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的任务尚未完成),也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紧接着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关于这个革命的理论,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标志着在这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只有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可能有人会问,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为什么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从理论上作了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必然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否则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但是旧有的上层建筑的根基仍然存在着,它不会自动变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颠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我们说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看到,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这两种不同判断的原因,还是由于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和基本完成后,采取了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中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后,阶级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标准的;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第三个里程碑的奠基石。
那么,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到底对不对呢?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显然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还会得而复失,这就说明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是主要矛盾,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看来,原先按照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已经不再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划分阶级的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阶级划分的标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前以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的标准变为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然的话,如果仍然按照原先的划分标准,那么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不仅从理论上背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原理,而且还会在实践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进而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当毛泽东开始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人们囿于当时的局限尚无法看清这个理论蕴含的真理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则提供了沉痛的教训。苏联和东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没有能够获得巩固,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而中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最终导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工农大众的主体又一次沦为雇佣劳动者。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不过,令人痛心的是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灿烂的思想光辉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因而不论理论上的论证还是实践上的证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划分的标准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正确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采取了那些形式呢?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导向文革的呢?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石。他指出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上,他认为阶级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一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因而大部分阶级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而只有一部分才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一次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要不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有一个起码的认定,只有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后,才能理清纷繁复杂的线索,揭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找到庐山会议发生转向的真正原因。
我们要把彭德怀在信中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肯定的话,放到当时具体的场景下,与这封信转发会议后实际上起到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还要将反右倾斗争开展的正确性与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区分开来(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不应传达到县以下,在县以下应该继续纠“左”。);也要看到一旦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拨去笼罩在庐山会议上的云雾,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纠“左”工作,纠“左”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否定氛围,如果不是毛泽东出来反右的话,从当时的态势看,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征求了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又在七月二十二日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反右问题。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右倾,具体表现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其核心是在农村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对走集体化道路发生了动摇。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有五位常委同意或认可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严重的事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如果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一旦被否定,那么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是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更为严重的事件,因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但是为什么这次党内分歧却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庐山会议却把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了呢?
在反击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坚持了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理性的思考,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基层干部的估计和社教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当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而刘少奇仍然坚持他的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还一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使社教按照刘少奇的主张进行。但是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就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件事又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联系起来,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合再作党的接班人了。
从以上事件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及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右派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识到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一九六四年在“四清”运动问题上产生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就是修正主义路线。这虽然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这些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出现在党的高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是出现在苏共党内的高层。同时,共产党又处于执政地位,这不由得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比党外危险,党内高层比党内中下层危险。这样如何防止党内高层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才提出了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究竟能不能避免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深思,愈发对这种方式的作用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不论是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乃至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的扩大化,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违背中央的政策,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没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监督,没有深入实际,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有的甚至为了一己之私,随意扭曲中央的政策,造成了扩大化。
鉴于过去的教训,如何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成为对干部队伍的制约力量,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能不能使干部幡然醒悟,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呢?特别是当着有些干部已经变质,还直接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于是就不得不进行夺权斗争。这在“四清”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
“四清”运动是由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队来进行指导的,但是如果上级党委变质了,派出的工作队还能够起到指导“四清”运动的作用吗?那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一旦党内高层(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单纯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就要将群众组织起来,群起而攻之,将走资派夺得的权力再夺回来,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文革的方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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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1: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三节: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说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难以获得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也就会付诸于东流。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而,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要求。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就成为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
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何才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来探索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一:以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主线,从开门整风到开展反右派斗争,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在经济领域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存在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到底还存在不存在阶级矛盾呢?如果存在的话,阶级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艰辛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到底还存在不存在社会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由于在他们生前除了仅存在七十二天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外,无产阶级并没有能够在一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得他们难以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而只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作了一些设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初级阶段来看待。到了列宁的时候,才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探索,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对抗消失了,但是矛盾却存在着。到了斯大林时期,又从列宁的观点上后退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应该说,首先承认和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一九二○年五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当读到书中“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一语时,他批注道:“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未能展开论述。[1]
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仅没有在列宁认识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2]
尽管斯大林在去世前,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但是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仍然存在。以致于后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后,苏联官方仍然否认苏联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3]这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毛泽东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不仅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正是这些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前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对我国社会进行分析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4]
毛泽东这里指出了要正视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要承认我国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妥善解决,来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旧社会存在的矛盾从性质上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5]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能获得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得到解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了绝对支配地位,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同时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政权的缘故。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从性质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乃至旧社会的矛盾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6]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环节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是这个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从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从基本上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适应表现在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同时,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上也同样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具体表现的矛盾,在解决后仍然还会出现新的矛盾,这就需要在新的情况下再予以解决。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认为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这从我国生产力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不完善,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就要求我们党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在探索中通过适度变革,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管尚未巩固,在某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变革,但是业已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虽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也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却没有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样就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8]
前文我们说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要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只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完成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沿着正确的方向迅速发展。如果没有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也就难以巩固。而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会随之复辟,这就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在前面已经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说明在经济基础(也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难以完成,就会直接动摇乃至瓦解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直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由此看来,在我国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因而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却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9]因而就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探索,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这样就可以化解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利于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矛盾。通过对本地区和本单位具体矛盾的研究,了解具体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制定适宜的方针政策,以利于推动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工作。
比如,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要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也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这十大关系就是十对矛盾,处理好了这些矛盾,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这里讲得是在社会发展和建设中的具体矛盾。
毛泽东不仅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还指出既要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要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具体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毛泽东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兄弟党和其他国家在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又及时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样就便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尽管这些政治制度尚不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但是光靠这些制度并使这些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就能够完成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保障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吗?这在当时还真是难以做出确定性地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有待于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还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样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这个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矛盾也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11]),因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了。
这个时候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在警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进一步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一九五六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多事之秋”。二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随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策动下,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潮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先后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发生后,在协商无望的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出动军队,将骚乱平息了下去。
紧接着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党员和干部,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革命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匈牙利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在中共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决定出动军队,将暴乱镇压了下去。
在苏联、东欧出现事变的时候,我国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9月到19573月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10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来一个“匈牙利”![12]
这里我们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和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八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五个人,打伤九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当然,用这种办法对待群众闹事是极个别的,但采取种种压制和压服手段的则所在多有。[13]
当时,有没有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和干部呢?有,但不多。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好的例子。1956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他们并没有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但是学生说:“看见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发现个别的坏人坏事,严肃处理,并让大家讨论,受教育。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泽东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14
我们看到,当出现矛盾的时候,由于处理方法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人还是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习惯于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罢工、罢课等问题,结果不仅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从对这些事件的理论思考中来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15]
当时在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16]
由此看来,这个时期我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一般表现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还会威胁到人民政权的稳定和生存。毛泽东就是由此出发,提出了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
3、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矛盾主要地不是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因而毛泽东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是很慎重的。他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从一月会议到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于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正式讲话,后来经过修改后,又作了若干补充,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17]
那么,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知道,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要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首先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认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够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想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必须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因而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两类矛盾的性质呢?
应该说,即使从理论上弄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私心杂念,处以公心,也不见得在实践上能够将这两类矛盾区分开来。因为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
毛泽东说:“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18]
由于这两类矛盾是容易混淆的,因而我们就必须不仅从政策上规定要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而且还要从实践中去探究如何正确把握这两类不同矛盾的性质。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一,是首先要弄明白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要想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民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
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9]
敌我之间的矛盾,敌就是指敌人,我就是指人民。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首先分清敌我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也就是敌人和人民的划分标准问题。由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因而要想将敌人和人民正确地区分开来,就必须准确界定人民的具体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就成为划分敌人和人民的根本标准。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之二,就是要准确把握两类矛盾的对抗性程度,将是否具有对抗性作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所以性质不同,就是因为其对抗性程度不同。因而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要准确地把握矛盾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其对抗性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20]
由此我们看到,矛盾是否处于对抗性是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根本标准。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无产阶级和民族阶级之间则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为什么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呢?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21]
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之所以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对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就可以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反之,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改造,就可能演变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要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在现阶段的准确含义,切实把握矛盾的双方是否具有对抗性及对抗性的程度,这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根本标准。当然,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掌握这个标准,还需要下一步进行认真地探索和研究。
2)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和基础,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目的和归宿。因而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充分条件。
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方面,又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22]
由此我们看到,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敌我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专政的方法,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民主的方法。对敌人进行专政,对人民采取民主的方法,就构成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采取专政的方法,那么这个专政的职能是什么呢?又是有谁来行使这个专政的职能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23]
由此我们看到,这个专政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对内的职能就是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外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解决对外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不能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个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因而这个专政的职能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族人民来行使。
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这种民主的方法是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呢?这种民主的方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要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对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只有理解了这些概念,才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民主和自由这些概念呢?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24]
毛泽东认为,民主和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没有阶级性的。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因而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民主和自由并非是一种目的,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的民主和自由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失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出具体的内涵,呈现出相对性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清除了笼罩在民主这个概念上的非阶级性、抽象性、绝对性和认为民主是一种目的的烟幕,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民主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具体内涵,它与集中构成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这也就决定了民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对民主的科学认识,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的呢?在以前究竟存在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呢?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25]
由此我们看到,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以前就早已存在。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罢了。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而且又对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作出了深刻而又细致的分析说明,为下一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具有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为什么又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新问题呢?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26]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早就开始这样做了。不过是由于过去敌我斗争尖锐,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掩盖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缘故。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大量表现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使阶级矛盾也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呢?
毛泽东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7]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这种矛盾就表现出非对抗性,这也是能够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前提和基础。这个经验过去在历史上我们党曾经成功地应用过。
毛泽东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以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28]
由于历史上我们党曾经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后,我们要将这个方法推向全国,探求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来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对抗性的矛盾转化。
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恰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29]
由此我们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我们要通过对转化的条件的研究,防止人民内部矛盾从非对抗性向对抗性的转化,同时一旦发现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后,就要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手段,它有具体的内涵,它与集中形成对立的统一,因而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上,就是由于能够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而才不断增强了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通过对转化条件的研究,尽可能地将敌我矛盾化解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探索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3)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要达到的目标及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呢?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意义呢?
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30]
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31]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我们社会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而这个时候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仅关系到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否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的问题。从这里出发,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全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实践—整风运动的发起。
在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为了使全党学会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整风,以便化解矛盾,改进作风,凝聚人心,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又是什么样的反映呢?
1)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党内外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
我们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当时的党员干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积极支持呢,还是消极应付?
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文艺和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生的气象。可是,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与这些气氛不相协调的现象。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意见。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限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32]
针对当时我国的文艺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已经确立了党对文艺和学术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才能促进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呢?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为我国文艺和学术发展的方针,希望以此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陈其通等四人在文章中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文章也表明他们头脑中缺少辩证法,这样才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认识到文艺和学术只有在斗争和争鸣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他们只知道维护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却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而还想照搬以前的老一套办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如果不实行“双百”方针,我国的文化事业就不能得到顺利发展。当时主要是打破文化事业发展上的“一潭死水”,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在“双百”方针刚刚开始实行,过去的禁锢尚未打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未形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实际上起了阻止“双百”方针实行的作用。
这种意见并不仅是陈其通等人的,而是在党内有着相当的普遍性。他们的文章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及后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上的消极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因为写了中央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在文艺界遭到了围攻。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发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33
毛泽东在谈话中主要谈了对王蒙小说批评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王蒙遭到围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他的小说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指出了小说中存在的缺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予以了肯定。毛泽东主张应当去帮助年轻人,不要一味地去批评,而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批评要有说服力。针对有人在批评中认为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不对的。既然中央会产生坏人,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呢?这不符合事实嘛。因而他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也是难以服人的。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双百”方针制定后,党内确有一股力量对中央的方针还不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抵触情绪。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和对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不过是这种抵触情绪表现出来的两个具体事例。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以及对王蒙小说的支持不仅是他对这种抵触情绪的批评与反击,也是他身体力行地执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存在这种抵触情绪的人,到底是一种认识的问题呢,还是利益使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三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他到南方巡视,一路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话,宣传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么当时党内干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映呢?四月上旬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动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是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向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34]
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的反映看,当时党内确有一些人认为“双百”方针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提的不是时候,是不赞成的。而毛泽东则认为“双百”方针提的正是时候,他主张要消除党与非党的鸿沟,调动党外群众积极性,这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他注意到现在关于“双百”方针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外传达很快,而党内反映迟,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对此也很少反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消极态度。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别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35]
思想政治工作是灵魂,抓了思想政治工作就可以提纲挈领,带动全面工作的开展,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一书记要抓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共产党不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是宗派主义作风,主要原因不在知识分子,而是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因而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不论是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改善,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抓紧与加强,主要责任在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他在谈话中将矛头指向了党内领导干部,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产生抵触情绪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为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36]
从刘子见反映的情况看,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有些人并没有认识到人民内部还有矛盾。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搞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掩盖了的缘故。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理解民主党派的难处,更强调共产党的责任,他要求打通党派之间的鸿沟,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况,这是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党内干部是否对此有了足够的认识呢?我们从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结局中可以找到答案。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37]
从吕志先反映的情况中我们看到,党外的人士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是兴奋的,当毛泽东问到党内的反映时,吕志先却回避了。其实党内对毛泽东报告的反映是有不同意见的。对于党外党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还是由毛泽东自己点明了这个问题,说他的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想抵触,而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38]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相当多的党外话讲得是对的,他要求对党内外提出的意见,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进行分析,对的就要接受,坚决改正,否则就会陷于被动。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然要求。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能够被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接受吗?
从叶飞的反映来看,党员干部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理解和应用上是存在强烈反差的。这里固然有认识和缺乏经验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洞悉即使从个人利益的角度上党员干部也是对毛泽东的主张存在抵触心理的。不过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要想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许多党员干部中是有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还是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密切相关呢?从后来对整风运动中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后一个因素起着更大的作用。
这次南下,给毛泽东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39]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者注),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后来胡乔木说《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40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领导人的批评是严厉的。尽管邓拓作了解释,从毛泽东反驳的内容来看,邓拓的解释是很牵强的。至于胡乔木后来作的解释和说明,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即使按胡乔木的说法,毛泽东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说暂时不要宣传,那么在非党报纸大讲特讲后,《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也应该就宣传的有关事宜及时向上请示,并提出建议性意见。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把《人民日报》社在陈其通文章上的态度、最好国务会议及宣传会议的报道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不说《人民日报》社领导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深刻而又公道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表现出了两种不同意见:党外反映热烈,传达快;党内则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采取了批评、教育和开导的方式,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
2)整风运动的发起。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在党内外遇到了不同的反响。这种不同的反映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迫切性。党内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执行方面出现的迟滞,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特别是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首先在本单位能够践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起草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41]
这个指示是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的。这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也是向他们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调查。指示中提出的这些要点,既是要求他们向中央报告中写明的内容,也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的指导。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检查个人思想,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省部级单位搞好后,再进一步向下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活动推向深入,毛泽东开始考虑提前发起整风,以便使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42]
这样就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表为标志,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始了。
3)从文献资料中来透析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特点。
这次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指导,以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为基础,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次整风运动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①   整风的主题、方针和原则。
在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43]
指示还要求全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进行整风运动。[44]
      整风的对象。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因而这次整风就与延安整风有了不同,用官僚主义替换了延安整风时的党八股,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整风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5]
      采用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的方式进行整风。
毛泽东到底是如何看待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呢?在整风运动中他是主张采用大民主的方式呢,还是小民主的方式?
据我们现在获得的文献资料,毛泽东首先讲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还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我们就借用这个话。”[46]
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讲大民主和小民主最初还是由于几个知识分子干部在民主问题上的议论引发的。这些干部主张的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当然被毛泽东否定了。但是这种形象性的说法却被毛泽东所肯定,以此来阐释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民主是一个方法,它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有资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列举了过去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表现形式,说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成为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如果有些人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官僚主义积习难改,群众就要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迫使这些官僚主义者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者屡教不改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48]
如果官僚主义者高居于群众之上,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不与群众同甘共苦,拒不改正错误,在人民群众请愿、要求、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就要采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反对他。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把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看作好事,赞成他们的行动,这表明他是坚决支持群众反对官僚主义者的。毛泽东点出了共产党要得到教训,就是说如果党内的官僚主义盛行,一直得不到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一旦在党内占了主流,共产党就有可能被群众所推翻而亡党。
毛泽东在谈到党内的官僚主义时又说道:“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49]
这里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县委以上的几十万干部手中。如果他们滋长官僚主义而在长时间内得不到克服,就会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后来叫特权阶层)。这会导致党和政权的变质,进而走向覆灭。因而毛泽东全力支持人民群众去革除官僚主义。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的痼疾不仅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消除的,而且还会顽固地寄生在在党员干部身上,致使党的肌体发生腐化变质,进而丧失战斗力。因而为了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在党员干部沉迷享乐,斗志丧失,不思悔改的情况下,他主张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向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发起攻击,打掉他们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气息,使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个时候,群众的大民主就成为迫使党员干部改掉官僚主义作风的有效手段。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党内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那么在整风运动中到底是运用大民主呢,还是小民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整风运动时说:“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要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5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主张在整风运动中采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整风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保护和批评相结合的方针,要求犯错误的同志主动坦白交待问题,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后来他又多次讲到在整风过程中要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说: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51]
三月十二日下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要是搞得一点民主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52]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济南讲话时谈到整风问题时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5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大民主的方式还是存在顾虑的,认为有人会利用大民主来整人,这不适合于多数人民的利益。因而他主张不仅在党内整风中,而且在人民内部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都是采用小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对付官僚主义的锐利武器,但是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因而,一般来说,毛泽东还是主张用小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整风的。只有在党内官僚主义顽固不化,屡教不改,在采用小民主也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他才主张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反对官僚主义。
      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由于我们党现在掌握着政权,因而这次整风与延安整风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共产党自己在内部整风,而是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及其他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共产党整风后,各民主党派内部再进行整风。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54]
从以上讲话中我们看到,涉及许多人的事,不搞运动,搞不起来。开门整风是把党外力量作为一种压力,来监督、促进党内整风,以使整风取得成效。这次整风就是要发动党外人士,造成一种批评的空气,党内党外打成一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进一步促进党外人士参与共产党的整风,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55]
从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整风过程中,既可以采取党外人士参与整风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发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内存在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形成一种风气,造成促使党员干部改变缺点错误的强大社会压力,否则整风不易收效。从最近两个月以来的情况看,党外人士提出的大多数批评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极为有益的。对于他们提出的错误的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及时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不能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这些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些人的面貌,利于将来我们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在我党整风取得成效后,再进行社会各界整风。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正是处于担心整风流于形式,避免整风走了过程的意图,才实行开门整风的。通过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这样就便于克服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
      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
这次整风运动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抽出必要的时间来参加劳动,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进干部作风的重要手段。
关于为什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在四月三十日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全党的整风运动时曾说道: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点劳动。” [56]
由此看来,通过干部参加劳动不仅可以消除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且还可以深入到基层,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将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真正落实下去。
在整风运动中为了进一步促进干部及时参加劳动,并将干部参加劳动逐步形成一种制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党内指示。
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步)。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57]
在这个指示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年抽出必要的时间去农村、厂矿、工地或其他场所参加劳动,通过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疾苦,克服老爷作风,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同时还要加强对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领导能力,提高领导艺术,及时掌握情况,说服干部和群众,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将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自己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整风运动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保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为了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效,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这次整风运动是以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对象,采用小民主、开门整风、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5、整风因何转为反右?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次整风是建国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为了使这次整风能够取得成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并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刊登在报纸上,以期形成一定的压力,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8]
在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尤为发人深省。尽管有的人在批评过程中用语尖锐,但态度还是中肯的,批评也是善意的,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希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党员干部改正错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有人利用整风鸣放之机,将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和不良作风,说成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样就超出整风的范围,将整风发展为一场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事变。这种行为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已经出现,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召集的座谈会上。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会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无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59]
从章伯钧的发言来看,他是要改变“党组决定一切”的状况,取消党组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要党组交权与党外人士的。章乃器却将共产党员维护党的领导和坚持党的原则批评为“党党相护”,说共产党内存在着维护党派利益的宗派主义。从他们的发言看,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不满,尽管在用语上还是比较委婉的。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秘”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60]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在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是尖锐的,但也不过是对具体问题由感而发,而没有攻击乃至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61]
从他们的发言看,邵力子虽然批评了“以党代政”问题,但还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制度的前提下,对党组在政府机关的领导形式提出了意见。王绍鏊说要消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隔阂,这不是共产党一方的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好。张治中从思想认识、制度上、生活和交往及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党和党处人士关系的建议。这些发言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大多是建设性的。
五月十一日,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健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重视不够。[62]
这次发言是在肯定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的前提下,针对党的领导和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建议。致公党和台盟从党派利益出发,对统战部对他们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湘,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63]
我们看到,虽然这次座谈会受到社会上的影响,但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高级党外人士,他们不会不明白应该在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进行发言,而不应一味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责难和非议。可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却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向民主党派放权,民主党派要取得和共产党真正的平等地位。还说共产党能执政就执政,否则就下台,交给别人来干。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宾,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声音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64]
在这次座谈会上,明显出现了两种声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对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否定一切的极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表示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应该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才好。可是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认为他们那个党没有缺点,缺点和错误全是共产党的。张奚若还对共产党冷嘲热讽,挖苦式地进行攻击。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65]
我们看到,在讨论高校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时,有人提出了取消高校党委负责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要取得与中共组织平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交出高校教育权,或者至少也要让民主党派参与共同治校。
这个时候,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66]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候下有人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嘲讽对共产党讲公道话的人,煽动学生上街和工人罢工,试图制造动乱,形势有急剧激化之势。
前面我们引用了统战部与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发言的一些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和各地进行的整风来看,出现了两种动向:一方面揭露出了建国后我们党内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着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党进行整风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有人借整风之机,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是要通过开门整风的形式,发动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法,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对整风过程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全党高度重视,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解放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五月十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这个摘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五月十四日阅后非常重视,随手写下批语: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毁了。”他还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67]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有人却公然提出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的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曾代表中央以统战部名义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后来他回忆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政治上很敏感。”[68]
作为统战部长,李维汉是要把座谈会的详细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的。他的回忆反映了当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后,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69]
这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已经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警觉,通过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这个动向的性质及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虽然这两次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及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得到印证。
针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中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中央一方面要求全党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方面高度重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并对这种动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定性,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措施。
(1)         全党要认真对待并诚恳接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必须估计到他们(指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引者注)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其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 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70]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7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整风运动中曝露了我们党在近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大部分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全党同志不管批评意见提得如何尖锐,不管是谁提出来的,只要是正确的,就要立即改正,越快越好。对于那些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不信任的人就要迅速调动他们的工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人提出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
(2)      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动向的分析及应对策略。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党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从对党内外思想状况的分析中来看待当前政治形势的变化,确定这种动向的性质。
面对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毛泽东从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入手,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并进而确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对党内思想状况的分析。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在共产党内,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72]
毛泽东在这个分析中,将党内成员的思想状况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虽然有缺点,但并不严重;一个是教条主义者,这种人虽然有片面性,但是在革命目标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人是危险的,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在这段文字的下面又进一步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体等表现。从毛泽东的意向来看,虽然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是少数,但是却已成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然后,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分析及采取的对策。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73]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比解放初期大为进步了,他们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大多数批评也是对的。[74]但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自觉转化为无产阶级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要完成这种转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成员当中仍然存在,一有机会他们还想在政治上显示出力量。毛泽东通过右派的进攻认识到,资产阶级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的失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这篇文章中把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仍然当作资产阶级来对待。
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自动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原先附着的皮(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已不存在了,现今附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上,但是他们仍然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75]因而在文章中毛泽东仍然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毛泽东与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因为党内有些高级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着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就发生了变化,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而毛泽东却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不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而自动消失,在他们头脑中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要使他们将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还要进行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采取双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将他们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改造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76]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也进行了估量: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中间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至十。这也就形成了下文提出的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的策略。
毛泽东在在这篇文章中又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77]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主要还是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初步锁定了右派出现的范围,并且指出了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右派的猖狂进攻。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对党内外的思想状况及面临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个鲜明特点,应该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他对党内外思想状况进行的分析,是为了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明白应该依靠谁、争取谁、打击谁,为制定斗争策略作好准备。
      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的进攻策略。
这个时候,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及右派进攻时策略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78]“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79]
由于中间派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因而争夺中间派就成了我们和右派斗争的焦点。右派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局。先争夺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而后再争取整个中间派。明白了右派的斗争策略以后,我们就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将中间派争取过来,这也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右派的数量问题:“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80]
我们结合前文党外知识分子派别的划分情况可以看到,大量的还是中间派,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右派占百分之十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可能多些或少些。作出这样的估计就是要求高级干部对这个问题要心中有数。
      初步确立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准备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提出了区分的标准:“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81]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82]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间内)在你们手里。”“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决定。”[8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划分右派的主要标准—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文章中表示要给右派“扣帽子”和警告右派“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来看,这是要准备反击右派了。但是从“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何去何从,要右派来选择看,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还要看一看。
      放任右派分子的言行,静观其变,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
对于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采取放任态度,不仅不予以批驳,还将这些言论的全文登到报上,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言论,来增长见识,增强免疫力。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议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84]
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85]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到达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86]
五月十六日,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8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暂时并没有反驳,表明态度,而是将这些言论全文登到报上,以便在人民面前暴露出这些人的反动面目,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故意“引蛇出洞”,意思是说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进行鸣放,而后针对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再进行反右派斗争,共产党这是在搞阴谋。
其实,这是误解。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要借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突破了底线,究其原因还是这些人自己造成的,这又能怪谁呢?
出现这种想法还是由于有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我们知道,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实说过暂时不要反驳,让他们表演一番,暴露出来以后再反击的话。这是针对右派说的,而不是指那些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的人。后来由于确实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不少处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因而有人就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的事实出发,反向推理,与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党中央暂时不予反驳而要右派继续暴露的要求联系起来,认为是共产党搞“引蛇出洞”,让别人提意见,而后进行打击迫害造成的。这就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党员干部由于没有认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转移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后来,毛泽东在回答当时为什么将右派的言论登在报上,暂时不予以回击的时候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间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88]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策略是,党委领导人、支部书记只准听他们的批评,不准说话。我们也不告诉他们和下级干部如何办,要他们自己用脑筋去想,要他们在这两个星期中不睡觉。很多人流了泪。”[89]
周恩来后来也曾就这个问题予以解释和说明。那个时候,有些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
周恩来解释说:“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反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眼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一个短时间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对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90]
这样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暂时不公开表明态度,就是让右派公开暴露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右派进攻的事实面前,自己去分析判断,辨别是非曲直,以增强他们的政治鉴别力。
右派的进攻是由于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只要他们越猖狂,暴露的越充分,就越容易被锁定目标,被歼灭。这最终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决定的。针对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受人欢迎的。就是有人提的意见很尖锐,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是不允许的。是提批评意见,还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善意,还是恶意,这是可以看出来的,也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因而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对此予以研究和讨论,以便在党内高层统一认识,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方面肯定了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绝大多数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予以接受,并切实加以改正;另一方面又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用以教育人民,并对左派与右派争论的焦点及右派进攻的策略、右派的数量、划分标准、右派进攻的性质及当前形势的特点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的文章和这两个指示当时没有发表,只是在党内传达,要求党内高级干部从思想上对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引起注意,并保持高度的警惕,作好反击右派的准备工作。
我们也应注意到,从这些文件在党内传达而没有公开发表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纵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反右派斗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但是还没有对开展反右派斗争下定决心。
是不是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这取决于右派分子下一步的行动。如果右派分子悬崖勒马,偃旗息鼓,放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那么就没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右派斗争,即使进行反右派斗争也会是另一种方式。如果右派分子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那么反右派斗争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因而毛泽东还要对右派分子下一步的活动状况进行观察以后才能最后做出决定。
以上召开的两次会议和毛泽东写的文章及中央发的两个指示都是在内部进行的,没有公开发表出来,因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仍在按照原来的程序继续进行。
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措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91]
我们看到,尽管章伯钧打着“走社会主义的路”的旗号,说的也比较委婉,但是他提出设立的“政治设计院”,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至少要与共产党平分权力。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于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92]
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罗隆基主张在党外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平反委员会”,对过去共产党发动的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审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组织党外“平反委员会”呢?难道共产党领导的司法组织不能纠正冤假错案吗?这样做显然就是以让共产党交出司法权为突破口,进而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或者与共产党分享权力。“平反委员会”不过是罗隆基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第一步。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健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健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93]
我们看到,储安平从章乃器的“党党相护”讲起,将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为“党天下”,说当今“一切宗派主义现象”,“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党群关系的不好”,“全国性的缺点”,皆是共产党的领导造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储安平明目张胆地要求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这期间举行的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94]
除此之外,在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反对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95]
还有我们前面介绍的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他们还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96]
由此我们看到,从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97]这种反攻倒算已经发展到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以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98]
这个时候,根据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在五月下旬加强了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并着手准备反右派斗争。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话的方针。”中共中央指示各省市党委要注意加强“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的政策,并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做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传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同时抓紧组织专人撰写反驳右派观点的文章,为反击右派作准备。
五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
邓小平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99]
中央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点、改进工作;另一个是团结党内外中间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采取“放”的方针策略。中央决定主要在国家机关和大专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时间“放”,党员暂不反击。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在具体落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要求,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100]
我们看到,中央不论在五月下旬发的党内指示还是召开的会议,事实上是根据近期右派发展的动向,积极落实五月十四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作好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工作。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五月十四日、十六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会议期间发的指示和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已经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向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当时还是没有决定要开展反右派运动。这是因为中央要根据右派分子下一步的作为,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此后,右派分子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猖狂地行动起来,认为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能继续领导下去了,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至此他们的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下定决心,发起反右派运动。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完全错误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101]
在右派公然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表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批评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这是向右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下定了发起反右派运动的决心。
在决定了要发起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又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102]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初,在招待法国总理富尔的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103]
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及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104]
我们看到,进入六月份后,右派分子造谣生事,鼓动是非,还要煽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形势在急剧恶化,反击右派已经是刻不容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早已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这个时候出现的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就成为发起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了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他还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105]
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还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他表示不怕威胁,不怕辱骂,还要讲话。[106]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107]
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以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第二天(六月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看到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击右派的机会。于是,他把胡乔木和吴冷西找来,决定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发起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要以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恫吓的事件作为反击右派的突破口呢?
后来吴冷西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
“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108]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09]
这样就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整风也就转为反右了。
6、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评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从前面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就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在对形势分析后决定暂时采取观察的方针,根据右派下一步的表现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但是右派却毫不收敛,仍然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策划串连,要上街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郁文事件为突破口,《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发动了反右派运动。
反右派运动发起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了不少重要指示,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和文章有:六月六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七月九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八月一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10]在这些指示和文章里,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现在我们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并结合反右派斗争开始前的相关文献对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斗争呢?开展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反右派斗争的前景如何,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呢?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和文章的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11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指示中表示了对右派分子的藐视,展示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胜信心。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并非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毛泽东把即将开展的反右派运动形象地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也是有着科学依据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是高度重视的。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112]
毛泽东在指示中充满信心地指出国内形势是好的,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我们党的。这也就决定了大的乱子是出不了的,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通过整风克服了我们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右派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攻击,这样就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到各个机关和学校去处理,从而避免发生大的动荡。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打胜这一仗,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好可以通过反右派斗争来识别右派,经受锻炼,接受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113]
毛泽东要求地方党委要培养人才,以适应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狠抓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这种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不仅要使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工商界的人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且也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他从“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出发,认识到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可以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制定了那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呢?我们下面再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1)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判断。
在右派发起进攻后,毛泽东对右派的性质及敌我力量对比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114]
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毛泽东明确指出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种判断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这从我们前文引用的李维汉在五月上中旬向毛泽东汇报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当即予以否定,认为是“敌我”的判断中就已经产生了。[115]当然,这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由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是为了对右派再观察一番,才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毛泽东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信任并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主要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判断是英明的。共产党只要能够维护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就会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人的支持,共产党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共产党一旦维护不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了,共产党也就会失去工农大众的支持了。失去工农大众支持的共产党就会成为“泥足巨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挤兑下,迟早是要垮台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公有制经济,则是共产党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根本保证。而右派恰恰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讲清道理后,共产党必然会获得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是毛泽东做出这个判断的基本依据。就商、学两界中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会一时受到蒙蔽,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共产党的教育和现实面前也会清醒过来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文章中批评了现在许多党员干部在右派进攻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力量对比估计上的错误,说服他们要认清形势,不要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要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要对阶级力量对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对阶级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在反右派斗争中对这场斗争采取的措施、反击的程度和打击的力度,后来不少党员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严重扩大化就与他们的这种对阶级力量对比的错误认识密切相关。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对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毛泽东的这段话看,到底是毛泽东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还是党内有些人估计的过于严重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毛泽东为了消除党内许多党员干部对右派进攻过于严重的估计,还是作了不少思想工作的。这篇文章的相关文字就是一个证明。
2)依据在运动中的表现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排队,作好反右派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6]
由于前一段时间当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要求各级党委不要表示态度,观察一番。这样就使得各单位的人员在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显露了出来。因而毛泽东才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本单位人员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排队,锁定右派,为开展反右派斗争作好准备。
3)对右派数量的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117]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11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认为右派仅占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后来说的极右派)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这是毛泽东对右派数量的基本估计。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写道:“右派和极右派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9]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北京和全国的右派人数。当然,这个人数是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报上来的。将右派人数通报是为有关党委进行反右派斗争时参考的。
毛泽东在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120]
在这个通知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右派骨干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人左右。同时决定要增加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右派人数,但到占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这样不论是右派骨干和登报点名批评的右派人数均有大幅度的增加,这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的斗争声势。
由于反右派斗争在向地县两级展开,并在中央和省市两级深入挖掘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121]
从指示中我们看到,随着反右派斗争向地县展开和在省市两级的深入挖掘,右派人数逐步增多,因而需要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也要逐步增加,可以达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五十。我们注意到,指示中点明了右派骨干分子必须是实事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也就是说是货真价实的极右派,而不是误划造成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数量的估计是慎重的,认为右派只占百分之几,而百分之九十几的是中间派和左派。应该说,这个估计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经中央认可的右派骨干分子从四千人上升到八千人,中央同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也随着不断增加,直至占右派骨干分子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自然就增强了反右派斗争的声势,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但是不论从全国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还是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我们也不能不说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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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2:42 | 显示全部楼层
4)反右派斗争的重点。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122]
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右派刚刚开始冒头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动向就发现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的右派最猖狂。既然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是这次右派活动的重灾区,那么如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进行反右派斗争呢?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12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指示中介绍了一些方法。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召开座谈会,让左中右的人参加,向党提意见,这样就给右派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舞台。然后党委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讨论,将正确的建设性的意见和破坏性的批评区分开来,对建设性的意见就予以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就予以反驳。指示中还介绍了组织座谈会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
对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反右派斗争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毛泽东在六月十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做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124]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是闹得最凶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部分右派分子闹得最凶的社会原因。
这个指示是在指出了反右派的重点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以后,把整风运动中的民主党派,根据其表现进行了分类,指出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表现最为恶劣,点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名,列举了他们的右派言论,进一步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是重点中的典型。
接着又对民盟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指出了民盟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十以上,比例较大,但是却肯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好的,是有希望改造好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具体人物要进行具体分析,掌握确凿的证据材料,实事求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要看得准,打得准,始终将打击的矛头对准极少数右派分子。这是一个策略原则。
毛泽东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写道:“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数。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125]
毛泽东在社论中又一次对民盟及其控制下的报纸《文汇报》和农工民主党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他们在整风运动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再一次指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是一小撮人,分布于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资产阶级队伍中,也存在于共产党和青年团里面。右派人数虽少,但是能量颇大。他们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后,取而有之。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将反右派的重点对准了在整风运动中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若干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分析,对建设性的批评认真接受,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要打得准,将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就为反右派斗争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5)将反击右派知识分子和争取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对于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面目,毛泽东与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就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动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则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知识分子依存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在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方面也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却没有自动转变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在他们身上仍然占着支配性地位。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说:“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126]
这是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分歧后来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成为党内高层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分歧的重要源头。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这需要通过教育,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逐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后再搞。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又说道:“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27]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们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只能靠说服而不能靠压服,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特别指出,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我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当然他也坦率承认当时共产党在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上还存在欠缺,还难以实施有效地科学领导,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果断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加强我们党对于知识分子和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128]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就有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来加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工作领导的想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下午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129]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同时,还是积极团结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大力争取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力求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巩固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工作。
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30]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在肯定他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要靠说服教育,而不能靠压制。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和科学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吸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是加强党在这个方面领导的重要保证。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击右派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加大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力度,这对于我们党改造和争取知识分子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
6)采用“四大”进行反右派斗争。
所谓“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大民主。原先毛泽东希望通过小民主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进行党内整风。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右派分子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转而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在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既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131]
毛泽东在起草的指示中对大民主的表现形式—大鸣大放和大字报予以肯定,通过鸣放和大字报使建设性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都显露了出来,这就为我们弄清他们的政治态度,为下一步进行反右派斗争提供了条件。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132]
通过座谈会,使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提高左派的识别力,教育中间派,进一步暴露右派的真实面目,使右派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钓鱼”、“引蛇出洞”吗?其实不是这样。共产党进行整风,发动党外人士向党意见,可是有人却趁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难道不明白向党提意见和否定党的领导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件吗?知道了还要这样做,那么就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后来遭到打击,这又能怪谁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是因为整风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了意见的不少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出现的误解。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情。” [133]
从文章中我们看到,后来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在这里显现,毛泽东又一次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表示了赞赏和肯定。因为“四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打击右派分子的有力武器。通过辩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大”不过是一个工具,右派分子可以用它来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反击右派分子的利器,同时还可以克服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起到使人民受到教育的作用。毛泽东是在整风反右过程中才逐渐认识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重要意义。他将“四大”用于反右派斗争,后来又写入宪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反对官僚主义,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有利武器。
7)对右派分子的策略。
在反右派斗争中,又要采取那些具体的策略措施呢?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说: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能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134]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暂时不要整风,但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也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在斗争中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近期内要在高等学校和机关中尽快解决一批不合理的事,以便为争取中间派创造条件。这样就为反击右派作了重要的准备。
毛泽东在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架。”“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135]
在这个指示中,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决定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因而才对右派的进攻由守势转为攻势,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措施禁止右派分子到外单位串连,动员群众将他们贴的标语撕毁。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做好工厂干部和工人的工作,对他们讲清利害,取得他们的支持,保持稳定,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了。指示还提醒各级党委要根据本地具体实际灵活制定相应的策略措施。
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136]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又一次指出要做好回乡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要使他们认识到合作化的好处,对他们解释清楚二类社三类社暂时没有办好的原因。如果他们煽动农民闹事,就要予以批评和阻止,但是要以理服人,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作法。
从理论上来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毕竟已经被消灭了,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又使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因而在这次浪潮中,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表现是好的,没有乘机闹事起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他们的工作,注意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使他们保持稳定,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右派分子。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137]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在右派进攻的情况下,暂时要耐着性子,观察两三个星期,待右派充分表演后,再进行反击的策略。在反击中,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制定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要在工厂中进行教育,获得工人阶级的理解与支持,做好回乡学生的工作,化解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力争解决在整风过程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最大限度地孤立右派,这样就为反右派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8)关于对右派分子定性的标准问题。
在反右派斗争中,判断是不是右派分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我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38]
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在整风运动中,多数人的批评是合理的或基本合理的,毛泽东特意指出了这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傅鹰那样的尖锐批评在内。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而右派的批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恶意的。善意与恶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区分善意和恶意,不能以批评是否尖锐为标准,而应该以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准绳。后来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就是因为有的党员干部,故意混淆这个标准,将别人对自己提的意见作为向党进攻的证据,从而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这到底是这些党员干部辨别能力的欠缺呢,还是他们借反右派斗争趁机进行报复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后者在起作用。
在右派发动进攻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加了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139]我们引述如下: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消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消弱这种领导;(六)有利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140]
从这六条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已经显现。这六条标准的核心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与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鉴别右派真假的根本标准相一致的。这六条标准可以作为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重要依据,当然我们也看到这还不是划分右派的具体标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中改写了一段文字:“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引文中加着重号的为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引者注)[141]
从毛泽东修改的部分来看,为了改造右派,争取中间派,他主张对右派采取打击、孤立、分化的政策,要将右派言论与右派行动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要争取他们,一般不要划为右派。由此可以看到,既然有右派言论的人还不能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仅仅向党委及其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就更不能划为右派了。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不少党员干部违背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主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十月十五日下发。《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右派分子。”[142]
我们看到,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比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指示稿中加写的话更为具体详细,只不过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指示的落实而已。因为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才能划为右派。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中明确指出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要采取教育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一般不要轻率地给他们扣上右派帽子。既然仅有右派言论的人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那么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共产党的个别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就更不宜划为右派分子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毛泽东在修改稿中对右派言行的区分似乎更倾向于分化和争取右派,缩小打击面,为右派回头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而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标准更侧重于对划分右派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因为通过对反右派斗争的实践进行总结的结果。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划分右派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文章和指示中多次指出了这一点。围绕这个根本标准,毛泽东又提出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且提出将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仅有右派言论的人要做好工作,一般不要轻率地划为右派。后来中央又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制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作为在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的依据。可惜这些文件和指示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最终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9)加强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政策指导。
在反右派斗争中,只有给予右派以坚决地打击,才能消除他们的嚣张气焰,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143]
在确定了对右派分子进行严厉打击政策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不断根据新的斗争情况,作出政策指示,指导着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4]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从我们发现的文献资料看,这个时候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为制定反右派斗争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也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下达的。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14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划为右派需报经国务院批准,对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左、中、右排队时要实事求是,对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除个别情节严重的外,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从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来看,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这些政策规定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落实了呢?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说:“(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146]
我们在这个指示中看到,毛泽东要求在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主义地去找右派;要划清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政策;要从事实的真相出发,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论辩的方式,让大多数人在受到教育和心服口服的情况下来划定右派分子;要加强对地县两级及工厂的反右斗争的教育和指导;对党内团内右派分子与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进行严厉批判;要及时改正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取信于人。
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在反右派斗争中到底贯彻执行没有呢?又是在什么程度上进行贯彻执行了呢?如果毛泽东的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话,还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0)对右派分子的处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很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147]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右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与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而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但是我们称他们为右派,而不称为反动派、反革命派。还要将只有右派言论而无破坏性行动的右派与既有右派言论又有破坏性行动的右派区分开来。对前者要宽大处理,除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彻底批判外,还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就是对那些没有转变的死硬派,也就是极右派,只要他们不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不触犯刑律,也不治他们的罪,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还要给他们一点事做。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对右派分子的称呼上,或者是对右派分子言行的区别对待上,还是对死硬派右派分子的处理上,毛泽东都是作出了具体的政策指导,其目的是为了分化右派,争取中间派,以便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教育人民,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真正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1)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时间估计。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中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风整风。”[148]
从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有十五天左右就行了,也就是现在可以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反右派斗争大约需要一个月就够了,然后就进入和风细雨的整风阶段。可是后来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夏季,不论从持续的时间还有波及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这是应该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
12)关于反击右派的时机问题。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149]
毛泽东在指示中指出,北京市于六月八日已经开始对右派的反击,即使在反击右派开始后也会登载建设性的批评,对这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必须认真汲取,立即加以改正。同时,还要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们在对比中接受教育,得到警惕。至于各地开始反击的时间,由各地党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己决定。
13)反右派斗争由省市两级、高等学校向地县、工厂等地扩展,反右派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中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50]
在通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以这个领域存在着右派的“准确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再与他八月一日起草的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的指示联系起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右派还是必须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为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就要进行反右派斗争,如果没有右派就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必再开展反右派斗争了。由此看来,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右派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条件。至于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违背政策,主观随意,人为地制造右派则是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151]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个月在反击右派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要深入发展,因为这一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在运动向地县两级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中央有关机关和省市要注意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今冬明春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152]
我们应该注意到,将反右斗争引向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党内整风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这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然,不同时期在测重点上会有一些差别。我们看到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要向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进入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那么,这是不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这个指示中可以看到,其实毛泽东要求反右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向地县深入发展的同时,在这个指示中还要求“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在反右斗争中“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要对“地县两级”“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153]
由此我们认为,尽管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对反右斗争深入挖掘并进一步扩大到地县及基层单位,但是随后他在指示中又对反右斗争在政策和策略上制定了一些具体规定和要求,特别是在“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的情况下,[154]更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指导。可是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在指示中的这些要求,到底落实了没有呢?在地县及其他基层单位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中央有关机关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他们有没有进行及时的教育指导呢?如果进行了及时的教育指导,又怎么会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转入党内整风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而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后,才不得不由整风转入反右,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又转入党内整风的。因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写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入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155]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156]
在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再进一步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根据前一个时期整风的经验教训,他将整风分为四个阶段,整风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要一哄而上,整风不能耽误生产。这对于下一步开展的整风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其中不少重要的指示和文章还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这些指示和文章规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成为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方针。
由于右派进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因而这种矛盾从性质上来说就是敌我矛盾。但是为了争取中间派和分化右派,不称他们为反动派或反革命派,而是称他们为右派。对右派只要他们不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就不追究他们的罪责。就是对于右派中经过教育争取而仍不悔改的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右派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对他们的处理却是慎重的,也是极为宽容的。
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认为整风过程中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整风过程中提出的批评意见。要对在整风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认真思考后,分清那些是正确的批评,那些是错误的批评,提出批评时是处于善意还有恶意,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是不难分清的。对正确的批评就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对错误的批评如果不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耐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果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就要予以坚决反击。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估计是百分之几,极右派不到百分之一,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左派和中间派。后来虽然右派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从六月二十九日全国右派约为四千人扩大到七月九日的八千人左右),但是从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上看,还是在报纸上点名的人数在迅速增加,直到占所划极右派的百分之五十。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右派,中央还要求有关党委要做好工厂中工人干部的工作,向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也要协调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注意做好回乡大学生的工作,主动解决在整风过程中反响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以期化解矛盾,争取主动,将主要矛头对准右派。
根据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确定为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要求相关党委召开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座谈会,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右中左的人都参加,在鸣放辩论中使右派分子暴露出来,进一步锁定右派对象,确定反右派斗争的目标。对民主党派也是有所区分,重点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派的名。就是对民盟也仍然肯定其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有希望改造好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也只是有大约百分之十以上。这样就不仅有利于团结左派和中间派,还可以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反右派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要将仅有右派言论和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的人区分开来。对前者侧重于争取和教育,一般不要轻易戴上右派的帽子。
中央还制定了右派划分的标准。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制定的标准越来越详细具体。从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到七月十一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直到十月十五日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发。这些规定成为划分右派的重要指针。
当反右派斗争在省市两级深挖和向地县扩展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特别要求省市要加强对地县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同时还要求,划分右派一定要实事求是,没有右派就不要乱找;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划分右派要以事实为根据,要使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要边整边改,取信于人。等等。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过程中,当出现右派分子的进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了反右派斗争的决策。为了指导这场斗争的顺利进行,通过指示和文章,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措施。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呢?
可是后来的史实却证明,在反右派斗争中,确实发生了扩大化的失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也是适宜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7、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反右派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起,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当时估计,右派最多有15 万左右。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上面规定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一九五七年冬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全国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反右派斗争,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 多万右派分子。最后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157]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一九六四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九月,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复查,截至一九八一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都得到了改正。[158]
由此我们看到,改正的面是很大的。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当然应该予以改正,就是“其中有些人是属于可改正可不改正的”,也“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后来改正的占55 万多被划右派分子的98%以上。[159]基本上是“一风吹”了。这是当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分化争取右派分子,创造一个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作法的效果并不理想。
既然被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予以改正了,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错误的,当时本来就不应该发起反右派斗争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决策的错误呢,还是实际执行中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由此引发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1)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和发起反右派的决策是正确的。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文件中将右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个定性正确不正确呢?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在整风运动期间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的若干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起草的文件中多次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对我党所提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批评和建议是正确的,即使有些批评措词尖锐,我们也一定要虚心接受,认真改正缺点和错误。可是右派分子却不是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从批评和自我批评出发,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来提出批评和建议,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说明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区分右派与否的根本标准。既然右派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就自然要定性为敌我矛盾了。因而我们说这个定性是正确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还看到,在右派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后,五月十四日、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表明,右派的进攻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警觉。虽然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简短讲话已经表明决定要进行反右派斗争,但是我们注意到直到六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正式发起反右派斗争。右派进攻从引起中央警觉到最后中央发起反右派斗争,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发起反右派斗争是慎重的,是在全面观察和分析了右派分子的行动以后,经过权衡利弊得失才做出的反右决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如果不能打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就难以获得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难以建成社会主义,因而我们说反右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后来通过的党的历史决议和主要领导人的谈话中获得印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60]
虽然我们对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决议在反右派问题上的这个判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可以认同的。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多次肯定了当年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当然也谈到了扩大化的问题。
邓小平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61]
邓小平在一九八○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162]
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163]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历史决议和邓小平谈话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发起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事件上得到反映。
当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八年后平了反。但是他却说当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现在平反了就说明“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以此来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看他下面的自白。
茅于轼说:“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给予解决。(编辑:陆思同)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1978:平反之年茅于轼应约为英国《金融时报》“我的1978”征文活动撰稿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被赶去大同机车厂劳动。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如果政府不雇佣你,你还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富强之路。  平反,并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这是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164]
从茅于轼的这个自白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当时茅于轼虽然还比较年轻,不是右派分子的骨干,在大右派中还排不上号,但像他这样的右派还不是少数。直到几十年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识还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近年来,茅于轼打着资本主义的旗号,组织了一个傀儡机构—天则研究所,拿着美国人的钱,到处宣扬“普世价值”,就是想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重新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的茅于轼可真算是右派中的死硬派了。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党从分化、争取右派的良好愿望出发,给茅于轼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却又燃起他的资本主义激情,加速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右派的定性及做出的反右派的决策是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行动,这是一场护宪运动,因而是正确的。
(2)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扩大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有一段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由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卷进去的人们情况各有不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是极少数,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确有一些处于敌我矛盾边缘、拉一拉就可以过来的人,也有一些一时还难以分清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还有一些情绪偏激但并不是出于敌意的人,甚至只是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都被划成了右派,打击面严重扩大。[165]
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的是极少数,而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判断基本上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紧接着下面又列举了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四种情况: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被划为右派;由于一时难以分清是属于哪类矛盾的人被划为右派;当时情绪偏激但并非从根本立场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被划为右派;对本单位领导提了一些尖锐意见的人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这几种人中的许多人被划为右派,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真正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六月二十九日将“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与“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的指示,[166]还会发生将处于敌我矛盾边缘的人划为右派的结果吗?至于一时难以分清到底是属于哪类矛盾,当时倒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正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按当时规定的标准来划右派,后来还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吗?如果真正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五月十六日起草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的党内指示,还会出现将情绪偏激的人,将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严重后果吗?[167]
令人遗憾的是,党史著作的作者们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地分析,也没有对这四种情况在反右派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深入地分析。
后来邓力群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时候也曾说道:“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168]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讲话中采取了一种设问的语气,但是他的意向是明显的。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后来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由于违背了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作出这个判断,可能会有些人不理解,认为是武断地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推给了各单位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党员干部,是所谓“决策者无过,执行者受罚”,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扩大化了,把许多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单位负责人提了批评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把这些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分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党内外确实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反映:党外反响热烈,传达快;而党内却反映迟钝,传达起来颇费周折。党内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从思想上和认识上对此持抵触态度。当然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和约束领导干部的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这种抵触显然更具有维护个人利益的因素。正是由于这样,才导致他们不能在整风运动中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们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一旦由整风转为反右后,就乘机反击,成为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背景。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就从两个事件说起。
一个是整风反右期间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为什么叫“二王、八司马事件”呢?我们还要先从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说起。
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是指唐顺宗永贞年间,王伾、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们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宦官集团又联合地方节度使整垮了王叔文集团。为首的二王: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后,不久病死;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其属下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员干将,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在整风反右中发生在中办秘书室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田家英和彭达璋),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
那么,中南海里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要从整风运动说起。这个事件跨越五七年和五八年两个年度,中间经历了一些曲折的过程。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办秘书室的几个年轻人给秘书室主任何载和支部书记王文提了不少意见。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棘手问题绕道避开;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
结果在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后,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打成反党右派,说他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受到牵连,彭达璋已决定调出。他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他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
在双方争论趋于激化的时候,这个事件曾经因为一九五七年九月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办秘书室的工作而一度平息了下去。
虽然何载离开了,但是中央秘书室关于谁是右派的争论却仍在继续。进入一九五八年后,双方的争论又趋激烈。后来刘少奇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比如方世郁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干这事的),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四月二十三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他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
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
五月一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五月三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戚本禹说:“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169]
因为对“二王、八司马事件”的错误处理,中直机关第一书记杨尚昆,书记曾三、刘华峰都受到了批评或处分。杨尚昆虽然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名义继续指导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两个党委的工作,却不再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
后来杨尚昆对此有一个回忆:如果评价我这个中直党委书记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稳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书室整风反右运动中,我被指责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事后,我辞职未成,但已开始物色适合担任中直党委书记的人选,准备换届交班。[170]从杨尚昆的回忆看,他对自己当年的错误并没有想通,还是耿耿于怀的。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央书记处是在一线直接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杨尚昆这个时候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成员竟然有此认识,这对于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了。
这就是发生在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整个过程。这个事件发生在毛泽东身边,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才将“二王、八司马”的冤案翻过来的。毛泽东甚至还说了“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的话,这说明即使在毛泽东干预的情况下,也有人还在负隅顽抗,这就足见当时官僚主义势力的强大了。
不过,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终于翻了案,没有重蹈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的覆辙,还算幸运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事件却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被错划的右派也还是没有能够改正过来。
这个事件就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对李慎明谈过的他们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情况。李慎明后来回忆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告诉笔者:“195710月间的一个周末,我与稼祥同志到中南海春藕斋跳舞。毛主席问我,仲丽呀,你们单位打了多少个右派?当时,我任友谊医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我回答,十二三个。主席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我说,一千二百左右,有十二个科室。基本上是一个科室打了一个。主席说,你们是搞自然科学的,有那么多右派?我不相信。你回去后能否甄别一下,砍它一半?那时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强。回到医院我又不能说是主席的指示。我们总支讨论多次,要往下砍,但每个科室抓了一个,每个科室主任都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因为每个科室抓的‘右派’,往往都是本科室与自己对着干的‘刺头’。在整风时,这些科室领导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特别是言辞激烈的人,十分窝火。整风被迫停止开展反右斗争后,正好给这些领导提供了出气的机会。在我们当时的友谊医院,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在整风时要给科室主任提意见,一位老同志劝他说,这个主任官僚主义确实严重,但他报复心也很强,你还是不提为好。这个小伙子说,党开展整风号召群众提意见,就是让他改掉这个官僚作风的,为什么不能提?这位老同志摇头说,你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小伙子说,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结果,那位科室主任说,你敢说党是老虎?这还不是典型的右派?!我原打算解脱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小伙子的,但由于各科室领导的坚持,原来划定的十多个右派,一个也没被砍掉。” [171]
我们看到,朱仲丽所在的友谊医院就是在毛泽东过问的情况下,错划的右派一个也没有能够减下来。虽然当时的科室主任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从他们谁也不同意砍掉本科室的“右派”来看,还是有来由的。因为这些“右派”在整风运动期间大都给自己提了不少批评意见,因而他们就利用反右的机会,乘机树威,公报私仇,拔掉自己的“眼中钉”,这也就足见这些人的官僚主义有多严重了。
李慎明由此作了一番评论,他说:“笔者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有些人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极不公道的。”“我们也应看到,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少人也有直接的责任。整风被迫中止开展反右后,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此后,群众给领导提意见都是小心翼翼的了。1957年以后,我们党又开展几次小规模的整风,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的扩大化,成效都不明显。”[172
李慎明虽然认为“朱仲丽所举的例子,可能有一定的普通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负有更直接的责任”,但也只是比较谨慎地承认了这些领导干部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他没有进一步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并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在右派的进攻下毛泽东当时对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同时又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联系起来,从而得出“左”的错误开始出现的结论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的认识还是有局限性的。
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两个事件,都是由于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典型事件。到底这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呢,还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是两个偶然性的事件,那么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两个事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行为就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在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书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是这样评述的: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173]
从这段评述中我们看到,被划分“右派分子”的人中,除去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以外,大部分是被错划的。错划的原因,一是由于“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一是由于“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却被“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造成的。前者属于打击报复,假公济私,后者主要属于认识问题。
就是这些认识问题,也是由于对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指示出现了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在处理上出现不当造成的。试想,如果按照中央仅有右派言论而无右派行为的人不要轻率划为右派的指示,[174]以及规定的其他一些标准,还会在这方面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评述中着重指出了许多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对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借机进行打击报复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不过是比较委婉地说这是由于这些干部把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没有对这些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明确的界定。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也曾说:
“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175]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还是因为各单位负责人没有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政策,对在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击报复造成的。这样经过反右派斗争,全党的三风不是减少了,反而是更厉害了,整风的目的没有能够达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领导干部假公济私,把整风运动中给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这里的分歧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作为在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到底是起了重要作用呢,还是主导性作用?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确定的判断,就必须弄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问题上到底是否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以及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的执行与否对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必须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否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其中不少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毛泽东也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几篇文章中不仅就这些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说明,还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新的分析和指导。从这些文章和指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反右派斗争从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上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果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能够被从事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呢?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文章和指示规定的基本原则没有被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绝大多数干部严格地遵守和执行?难道单纯是因为他们理解和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吗?
我们承认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干部在理解认识上的错误确实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但是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重要原因,却并非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像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在一般情况下本来是不难分清的。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中也说“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176]
而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绝大部分人是错划的,这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又是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既然被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给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同时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策略及划分标准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政策与标准也是不难分清的背景下,这些提了批评意见的绝大多数人却最终被错划为右派,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正是由于在整风运动中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给这些领导干部提了批评性意见,才被这些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干部划为右派的。因而我们说这才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个史实上获得进一步的验证。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77]
在对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于十月十五日下发。[178]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这个标准如果能够被负责反右斗争的单位负责人严格执行的话,在已经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就是在会上的透“底”估计才有约15万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出现比透“底”估计还多划40万右派分子的不幸后果呢?就是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15万右派分子,在会前也已经划了62000多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执行这个标准,又怎么会出现再划88000人为右派分子的结局呢?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还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平反啊!
可见在当时虽然中央通过了这样的政策和标准,但是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单位负责人,却置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标准于不顾,主观随意地划定右派分子。从所划右派分子中有许多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响应党的号召给单位负责人提了不少批评意见的人来进一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既然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斗争的政策、策略及标准的情况下,这些负责人为什么能够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于不顾而能够肆意妄行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央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和地方省市级党委的问题了。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当然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中央书记处一般不直接划定右派,而是对各地进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指导和监督,以保证反右派斗争的顺利进行。地方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指导和监督本区域的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上,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管不力,这是没有疑义的。但问题是这种指导和监管不力,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来说,到底是一般性的原因呢,还是主要的原因?
从前文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的杨尚昆显然对此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就是在文革以后,他也没有对此承认错误,还是对当年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耿耿于怀的,甚至还想给这个事件平反。作为书记处成员的杨尚昆尚且有此认识,那么作为具体负责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反思。、;了。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在谈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说:“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179]
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泛泛地谈到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的责任问题。在反右派向省市级以下单位开展的时候,书记处没有对地方党委的反右派斗争进行监督和指导,总以为有了理论和政策,照政策办就行了,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干部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没有检查和督促,结果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中央书记处的一些领导成员,后来在谈到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时,也谈到了书记处的责任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一九八○二月二十九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80]
黄克诚一九八○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说:“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成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181]
从两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能由毛泽东一人负责,作为当时书记处的成员,他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他们承担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承认了书记处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上的责任。这也就说明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不论从邓力群的国史讲话,还是邓小平、黄克诚的讲话,他们都承认书记处指导和监控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看,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导和监控不力,到底是不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呢?他们的讲话并没有做出这样的界定。
现在我们先从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中央书记处是领导全党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指挥机构,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领导地方的反右派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就反右派斗争中的策略及划分标准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许多指示还是毛泽东起草的。在中央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后,下一步就需要中央书记处和省市级党委来具体组织实施了。能不能将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落实下去,并指导和监控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对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上来,以供中央参考,并及时提出调整反右派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建议,这是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中央作出的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又制定了适宜地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及划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正确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主要取决于对这些政策措施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了。因而从领导和具体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讲,反右派斗争的重任就落到了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的肩上。他们能否正确而又妥善地组织实施反右派斗争,就成为反右派斗争能否避免扩大化的决定性因素。
下面我们再从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占所划右派分子的比例上来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九月二十日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这多划的40万人还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 [182]
这个标准虽然下发的晚了一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标准下发的时候,才划了62000多人的右派分子,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也才有15万右派分子,如果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严格按照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标准,怎么会再有88000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呢?更何况比透“底”估计又多划了40万右派分子?就是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62000人,也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进行甄别和复查啊!
不论是透“底”估计中的88000人右派分子,还是比透“底”估计又多划的40万右派分子,都是在八届三全会中央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产生的。这个时候,反右派斗争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就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183]
可是,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同时又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领导人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违反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向,但是为什么中央书记处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却没有对此进行纠正呢?如果他们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及划分标准去领导、组织和检查反右派斗争的话,又怎么又会出现近49万人被划分右派分子的结果呢?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具体负责全党和各地反右派斗争的工作。被划为右派的55万多人中的近49万人是在反右派斗争向省市自治区以下展开,中央也已经制定了统一、详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而毛泽东又要求他们对反右派斗争随时给予检查和教育的情况下出现的。对地方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问题,不论是中央书记处还是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该予以及时的指导、检查和纠正,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因而我们认为从领导和组织实施的角度上说,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导和监管不力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由于斗争对象和划分标准的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缺乏经验,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前进行的群众运动,不论是土地改革运动,还是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斗争的对象不同,但是划分的标准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占有多少亩土地,是否存在剥削行为作为划分是不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在三反中,又往往把干部贪污多少钱作为区分大小老虎的主要标准。五反中则往往把资本家行贿、盗窃国家财产及偷陋税的数额作为主要的标准。这些运动中,在划分的标准上,往往在数额上有着明确的规定,因而操作起来,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对号入座”了。
这次反右派斗争,则是针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在划分标准上没有也无法从数额上作出明确规定,因而执行起来就比以前的运动存在不少困难。以前的标准有明确的数额限制,而现在的标准则是抽象的,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数额限制。后来虽然制定了统一、具体、可操作性的划分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仍然不如按规定的数字划分起来方便易行,直接套用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起来就容易出现偏差。
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刚刚提出,尚未被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掌握。  在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没有真正理解和灵活把握的情况下,贯彻执行起来也就容易出现问题。一种再好的理论,在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时候,也只能是纸上的东西。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事实的确是这样。[184]
又由于过去又没有搞过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可以遵循。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样的言论属于右派言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右派行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划分右派,什么样的人属于右倾,什么样的人属于中间偏右分子,虽然有了政策的规定,但是要真正划清界限,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和研讨。
这样就容易采取简单化的作法,将所有提过意见的人,看成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将他们划为右派。正是因为这样,在反右派斗争中,才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属于敌我矛盾。这样处于对敌斗争的仇恨,反击起来,也往往出手重,打击狠,容易造成扩大化。
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特殊性,难以像过去运动中那样从数额上制定出明确的划分标准,也由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没有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又由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区分上,没有经验可循,存在一定难度,一时又难以辨别清楚,才造成了处理上的偏差,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个重要原因。
      反右派斗争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群众运动自身是存在副作用的,这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党搞过多次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在号召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对敌斗争,完成革命任务方面,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的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群众运动也是有副作用的。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在没有得到有力引导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盲动性,从而使群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控制,甚至会产生破坏性。即使得到了有力的引导,其自身的副作用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因而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颐年堂与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谈到群众运动时说: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185]
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他着重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有人总想利用大民主来整人,因而这个时候搞大民主是不适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要接受以前的教训,探索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
但是反右派斗争为什么又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呢?
这是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属于敌我矛盾,是对敌斗争。发动群众进行反右派斗争,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反右派斗争,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受锻炼,接受教育,增强他们的鉴别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而就在反右派斗争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右派的进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他们早就对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极为不满。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给了他们同右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他们就大张旗鼓地同右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就使群众运动的副作用迅速凸显出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动因。
邓力群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18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群众运动本身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右派的进攻又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就使得群众运动的副作用急剧发展起来,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这也成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的指示和文章,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斗争策略作了明确规定,指导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展。在七月召开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和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后,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既对前一段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又对下一段反右派斗争作出了部署,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187]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认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这样在反右派斗争已经走上轨道的情况下,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也就放在了农业及其他工作上来了,因而整风反右只占了他讲话的一小部分。[188]这说明毛泽东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反右派斗争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而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的大局已定,就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处于一线的中央书记处去负责,而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另一个方面去了。因而我们也就难以在文献资料中找到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起草或批发的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或指示。
恰恰在此以后,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我们知道,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已划右派分子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189]由此看来,八届三中全会后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
邓力群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道:“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190]
从邓力群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虽然作了数字的控制,但是他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而是在反右派斗争发展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后,将反右派斗争转交别的领导同志负责,“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去搞别的工作了。这却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月份以后,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就开始将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农业上来了。八届三中全会后,他将反右派斗争交给在一线工作的同志,自己将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可是就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全国才划了右派分子62000多人。在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却又划了右派分子488000多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也主要产生于这个时期。因而我们说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一直负责到底,致使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偏差,就成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我们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没有将反右派斗争负责到底、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以及缺乏经验确实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却并非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少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对在整风运动期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人,打击报复,寻私舞弊造成的。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和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又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具体纠正这些错误,这样就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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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3:45 | 显示全部楼层
3)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
我们上面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不少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针对在整风运动期间对自己提了批评意见的党内外人士打击报复,发泄怨恨,这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具体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来承担。
我们注意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的时候发生的。一九五七年八月初,反右派斗争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深入挖掘的同时,开始将主要力量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到九、十月间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名右派分子。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前一阶段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也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到运动结束时又有488000余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为一线从事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具体负责人显然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责任。
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承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领导责任。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毛泽东就提议中央分一、二线。毛泽东处于二线,主持大计,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往往是在方针政策作出决定以后,毛泽东就退居幕后思考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而由一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具体组织实施。一九五七年八月以后,当反右派斗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就由中央书记处来具体主持开展了。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到八届三中全会时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
可是当反右派斗争转入省市自治区以下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毛泽东在八月一日起草了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谆谆给予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党内指示,[191]这个指示不仅是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也同样适用于此后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
在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又有了前一个阶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八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统一、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反右派斗争的标准》,并在中央要求对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的反右派斗争随时进行检查和指导的情况下,却又划出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恰恰是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的反右派斗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阶段。
在毛泽东主持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阶段,全国总共才划了62000多名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闹得最凶的也就集中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因而这里面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这个阶段虽然也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但其比例在整个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是很小的。
在中央书记处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和省市自治区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第二阶段,总共划了488000多名右派分子。这个时期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占了整个被错划右派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没有按照中央已经制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及《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去检查和指导工作,及时纠正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因而我们认为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应该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负主要领导责任。
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我们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性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机、政策和策略都作了明确规定,在他主持的中央全会上又制定并下发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别的工作上去了。在反右派斗争转入地、县及城市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后,他仍然担心反右派斗争可能会出现偏差,于是又起草了要求省市自治区对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反右派斗争及时检查和指导的党内指示,但是不论是具体主持全党反右派斗争的中央书记处,还是主持本地反右派斗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尽管这样,鉴于毛泽东担任着中央主席这一领导职务,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也与他对工作的监督不力有关,因而我们说毛泽东也是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具体负责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负责人负有主要责任。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负有领导责任。
8、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仍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显示,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索,最终确立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那么,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还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研究这个问题。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探索。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他并没有轻率地做出判断。这是因为他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这个认识可以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2]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虽然已经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他并没有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的实际存在情况区分开来,而只是概括地说阶级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层出不穷。这表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对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的全国宣传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193]
看来当时有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仍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主,因而才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了到底是以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问题。从毛泽东的回答看,他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现实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以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不过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具体说明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的。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194]
在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现在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过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党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建党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全党学会了阶级斗争,夺取了政权,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现在我们全党也一定会学会经济建设。力争少犯错误,负出较小的代价,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就是全党下一步的任务了。
三月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95]
从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现出来了。他又进一步解释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含义,就是说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说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96]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接着就要转入与自然界的斗争,实现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要认识到这种变化,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奋斗。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97]
从这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指出了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出现的矛盾就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于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新的理论的产生,并影响其发展。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98]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甚至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时期出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今后出现的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会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要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甘肃省委向中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矛盾,应当以哪个为主,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没有答复。[199]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0]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还是后来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里,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既没有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的表态,又没有提及八大政治决议中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也没有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解释。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仅仅是完成了经济战线(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且还会出现倒退,直至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生,这样就必然破坏而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还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新的研究和思考,以求在探索中确定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2)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提出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表示质疑。
我们知道,在八大政治决议上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论断质疑呢,还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对这个论断产生疑问的呢?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决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01]
这是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么,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和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见,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202]
由此我们看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通过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的。从他对八大政治决议“琢磨了半天”来看,当时对这个论断还是有疑问的。由于大会快闭幕了,时间比较紧迫,毛泽东当时又没有发现什么别的问题,也就认可了。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的疑问,随后他又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他提出质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当有人问道,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203]
我们看到,毛泽东驳斥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指出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在如何纠正这个错误,以便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在进行着探索,但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而他希望大家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谈话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旬,当时还未开展反右派斗争,我们再结合前面的文献资料就可以断定,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疑问,并非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才产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这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反右而是在此前就意识到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存在着严重问题。
那么,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纲挈领,势如破竹,以点带面,推动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从当时社会存在的多重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去寻找,而不能置这个矛盾体系于不顾,从将来或外国的发展历程中去寻找。正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才说将落后的生产力与外国比较,或者与将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在理论上说不通的。这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出现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一种是改变社会制度以使它“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得到解决。
如果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这一矛盾出发,就容易使人认为既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同时这又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还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社会主义制度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因而才产生了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应该退回去,重新确立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这样就会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来。于是当时党内就出现了要搞新民主主义,反对合作化,认为搞社会主义是下一步的主张以及后来出现的“补课论”。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尽完善,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建国后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史实也初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和过去相比生产力发展并不落后的原因。
另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既然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在这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能够协调发展,这样就必然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目的,也是他们一生致力追求的目标。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思虑再三,没有轻易否定。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尽管毛泽东并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也认为这个表述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但是他却没有要求立即纠正。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204]
十月九日,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时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205]
关于毛泽东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来邓力群回忆道:“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据我的接触,也是毛主席讲,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觉悟的。尽管毛主席对乔木的那句话(指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引者注)表示了不同意,但没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是右派进攻以后才引起注意,还有右派,还有阶级斗争,来个反右派斗争,形成了这套理论和政策。”[206]
后来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在谈到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时说: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207]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八大通过政治决议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产生了疑问,后来他不仅多次表示了他对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意见,而且还指出了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存在错误的原因所在。鉴于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中,蕴涵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同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有待于毛泽东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因而毛泽东即使并不赞同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也只不过是在党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暂时没有公开予以否定。只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才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既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才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反右派斗争是不是毛泽东将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在探索中他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因而就有不少人认为是反右派斗争才导致毛泽东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将阶级矛盾又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对毛泽东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决定性的作用呢,还是一个导火线?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前毛泽东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毛泽东不仅自己一直在进行着思考,而且还一再鼓励全党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于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作为对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总结性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两篇文章中,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并没有明确提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才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
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到底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定性原因呢,还仅仅是一个导火线?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造成匈牙利政局动荡,内部出现严重的骚乱,最后是出动军队才镇压下去的。而中国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发起的攻击,则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退的。这两个事件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呢,还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表现?如果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在镇压了匈牙利的叛乱和打退了右派的进攻之后,就可偃旗息鼓了;如果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必然表现,就要通过对两个事件的剖析,挖掘出产生这两个事件的根源,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这类事件的重演。
从理论和实践上,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后,如果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不过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他就不会在反右派斗争后,从对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事件的反思中,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之所以将阶级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在客观上表明他从对这两个事件的思考中已经认识到这并非偶然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后来毛泽东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08]
这是毛泽东为总结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和匈牙利事件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的文字。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可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互相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然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获得巩固。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为此于三月十九日特地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09]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派斗争中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虽然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没有取得基本的胜利,或者说完全的胜利。而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的胜利,或者说完全的胜利,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胜利就是不巩固的。这就是毛泽东从对这两个事件的理论思考中产生的新的认识。由此看来,不是这两个事件,而是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也曾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210]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对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分析,认为它们并非是偶然性的孤立事件,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在生产关系其他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因而在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表现,因而他提出要解决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认为匈牙利事件和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毛泽东确立阶级矛盾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的原因。
4)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在党内达到共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渊源已经形成。
我们知道,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是谨慎的,没有轻易表示态度,他仍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着探索和研究。在反右派斗争后,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将这个问题提交党的中央全会进行讨论研究。在讨论中,尽管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最终还是达到了一致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形成的滥殇。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可是在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时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211]
我们看到,在去年甘肃省委两个矛盾以哪个为主时,还难以做出回答。而现在毛泽东却明确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在讲到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阶级矛盾包含两类矛盾。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既包含着人民内部矛盾,也包含着敌我矛盾。八大说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那是说在经济上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矛盾还没有最后解决。不过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没有将经济上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矛盾分开。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讲的过渡时期与一九五三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有区别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一段时间。而现在所讲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一九四九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还要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我们称为狭义的过渡时期,后者我们称为广义的过渡时期。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误。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引者注)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帐上。要集中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1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基础上)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尚待完成。这个问题在八大的时候还没有看清楚,现在认识清楚了。尽管现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报纸上先不要宣传,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整风,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213]
我们看到,在谈到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九月十九日谈话讲的更清楚了。阶级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既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又包括敌我矛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中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数的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也就是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反之亦然。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214]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又一次重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在八大的时候还没有看出来。他也又一次指出了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不对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及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那么,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后,中央委员们又有什么意见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与会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在党内达成了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参加三中全会的与会人员对这个论断究竟是什么看法呢?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论断呢?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讲话后,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九月二十四日的一期会议《情况简报》反映:“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许多同志觉得毛主席……又把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提出来了,这和八大决议以及一些整风文件中的提法不一致,希望中央负责同志再解释一下。”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讨论过程中基本上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即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有的同志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革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这一点有时被忽视了。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致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多,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强调不足。这一点在八大也讲得不够。只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更明确地指出所有制虽已解决,但人的改造、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没有解决。因此在今后15年到20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基本矛盾。”
有的同志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过渡时期仍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而且解决这些矛盾,总不能脱离两条道路的斗争。”
还有的同志说:“过渡时期既然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就应该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一矛盾,是顺利地解决其他各种矛盾的主要关健。”
另一种看法,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仍然坚持八大的基本观点。
有的同志说:“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有的同志说:“这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是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而敌我矛盾比较简单。当前主要是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很重要的敌我矛盾。但这只是少数的,而大量的、经常的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矛盾的分析仍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
还有的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中心意思就是说,虽然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激烈的、尖锐的,但它是“一个时期的”、“少数的”,不应该由此断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215]
我们看到,在三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后,与会人员在热烈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意毛泽东观点的人自不待说,反对毛泽东观点的人,他们的论据也就是只有敌我矛盾才是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现在大量存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时期的”少数人的作为,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虽然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才是正确的。
在毛泽东已经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明态度的情况下,在中央全会上仍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这从客观上说明那时的中央全会还是民主的。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与会同志的发言,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经过讨论最终在党内达成一致意见。
可能有人会问,当时是不是有人碍于毛泽东的权威,违心地同意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呢?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内就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的结果。虽然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曲折,但就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也就是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被否定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却仍然得到了肯定。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表述:
1957年右派进攻的事实证明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确是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的完成而自然结束。但是怎样处理好这种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216]
在这部党史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自然结束,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完成。至于如何完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部党史著作的作者只是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却没有作出回答。
我们看到这部党史著作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遮遮掩掩的,欲说还休。其实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既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还是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分析下去的话,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矛盾显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与一九七八年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相冲突,因而该书的作者为了逻辑上的一致,就省略了后面的分析。
薄一波后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而在这方面(指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者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以后的20年(1957年—1976年)中,尽管在实践上我们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犯过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但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觉。应该看到,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人民同某些与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斗争也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这种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如果对这种斗争不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很危险的,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217]
这是薄一波就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加写的一段话的评论。
薄一波结合此后国内外发展的史实,对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上思想上阶级斗争的论述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他认识到了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联系,提出的“在世界上还存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也不能轻易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也是富有远见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之上的。这就与他前面的观点产生了矛盾。
有人可能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
我们认为,既然薄一波认识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两种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就应该把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果薄一波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和说明,就会得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与他认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产生了不合,也与一九七八年后中央作出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相冲突,因而他只是抽象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包括国内国际,可以说‘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从理论上说,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还是站得住的”,而没有明确地指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确立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仍然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与他前文所说的在政治上思想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从以上两个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文献资料的作者虽然都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尚未结束,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然而一九五七年后国内外发展的史实却对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不断作出新的印证。这就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争论仍未完结,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当时被全会接受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
由于八大政治决议中有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同时在三中全会上讨论时又存在不同意见,而当时又处在整风时期,如果公开提出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对整风造成冲击,因而毛泽东尽管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但还是不同意当时予以公开宣传,因而在全会后就暂时只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不提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那么,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什么时候才公布与众的呢?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布与众的呢?
薄一波对此有一个回忆:
毛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全会所接受。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这次会议之后,一段时间内只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暂时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129日,毛主席到杭州,16日,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同志开会,周总理参加。毛主席看到江华同志129日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十分高兴和重视。17日凌晨,他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他的秘书叶子龙写信说:“叶子龙同志: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接着,17日下午和18日,毛主席连续召集这些同志以及江华同志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23日下午,毛主席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谈江华同志报告的修改问题。
经过修改后的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写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这篇报告由《人民日报》于19571228日发表,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江华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
19571225日,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提法和江华同志报告中的提法基本相同。毛主席审阅了柯的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人民日报》于1958125日发表,并加编者按说:“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样,通过发表江华同志和柯庆施同志的报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218]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党内也达成了共识,后来也公之于世了,但是在程序上完成对主要矛盾的修改还是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19]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滥觞。
通过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定上是慎重的,他虽然并不赞同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却也并没有冒然提出新的论断,而是从实践和理论上仍在进行着探索和思考。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分析反右派斗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两篇文章里,他还是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直到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才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三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这个时候讲的过渡时期是指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后来他讲的过渡时期还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我们注意到,后来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内容和期限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以匈牙利事件和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切入口,通过深入的思考,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两个事件并非是孤立的偶然性事件,他们的发生有着深层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主要矛盾表现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在经济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前,阶级矛盾就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推动他们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他们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就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联系起来,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他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从根本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这从建国后我们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仍有一些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这也就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就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下,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对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的分析和思考,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包括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方式(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在上层建筑(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上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只能说是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还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因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还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最终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才提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样看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经济战线(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前提,没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可能开展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保证,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难以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不论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如果把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话(第一次),那么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第二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由来。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矛盾中,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中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少数表现为敌我矛盾。这样在处理阶级矛盾的时候,多数阶级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少数阶级矛盾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要正确区分和处理阶级矛盾内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我国社会阶级矛盾性质的论断。这就要求我们党以这个论断为指导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进行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这个论断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在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将他们调离一线岗位,却保留他们的党籍,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在被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二把手的情况下,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前毛泽东还希望选举刘少奇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始终保留党籍,后来又被委以重任。这是阶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范例,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毛泽东说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性质相同,但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业合作化上,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方式来完成的,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则是通过和平赎买,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特点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私合营为特点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与此相似。这都是通过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的。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是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资产阶级又掌握着生产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也可以提供理论指导,这种斗争是有形的,目标是清楚的,因而在这情况下进行阶级斗争也就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这不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而在阶级斗争的对象、形式及特点方面均与过去有着重大不同。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不仅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更要探索如何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成效呢?实行以后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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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5:58 | 显示全部楼层
9、整风反右的历史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尽管中共八大的政治决议中已经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却对此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他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在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经过深入的思考,认识到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只不过是表明在经济战线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得不到解决,那么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也就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维护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充分条件,因而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石。
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范畴内的大部分矛盾,从性质上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一小部分矛盾从性质上表现为敌我矛盾。在阶级矛盾中,处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敌我矛盾转化,反之亦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阶级矛盾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的阶级矛盾虽然性质相同,但其表现形式及解决方式又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因而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有形的。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往往表现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观念上,因而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是无形的。这种无形的矛盾就表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比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我们还要看到,既然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以初级、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整风反右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及时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使全党学会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整风运动。但是右派却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发起了反右派斗争。
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反右派斗争中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但是最终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负责反右派的各单位负责人借助反右,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中央书记处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反右派斗争指导和监管不力,致使反右派斗争失去控制,这是从领导和组织实施上造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这样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责任就应该由中央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具体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各单位领导人来负责了。
正是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少热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向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派,整风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党的作风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这种状况的消极影响,使得以后进行的几次整风,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毛泽东试图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努力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220]如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被划为右派,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毛泽东这样讲也就表明他不仅意识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且知道这种原因就是因为不少向党员干部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派,遭到打击报复造成的。这使得他对官僚干部队伍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单靠党员干部队伍的内省、修养及自我改造,没有相当的外部压力是难以实现党的作风的根本好转的,也是难以达到整风的目的的。尽管此前他也有这方面的认识,[221]但是这次整风的失利及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他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深刻了。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种争论从实质上反映出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争论中出现的右倾则从客观上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全后,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毛泽东认为单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空前激烈,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为标志,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是坚持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是不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场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使中国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二。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关系问题的综述。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而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这一提法表示质疑。
虽然毛泽东并不赞成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上,他是极为慎重的,并没有轻易作出判断。后来他以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经过深入地探索和思考,才认识到仅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2]
我们知道,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源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决定着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如何决定着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同时也还未进行上层建筑上(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223]如果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如果一旦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就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已经付诸东流,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出发,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必然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将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因而要想使我国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必须再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巩固,才能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由此看来,正是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也表现在上层建筑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在上层建筑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解决这个领域的阶级矛盾。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2)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
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两面性质。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一部分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因而大量的阶级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224]
我们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时候,大部分的阶级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一部分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阶级矛盾,在解决过程中当然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化解矛盾,达到团结的目的。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上层建筑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存在。如果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不仅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成果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得失,因而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上层建筑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表现了敌我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双重性质。这就要求我们党在解决阶级矛盾的时候,采取适宜的措施,避免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而这次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右派与人民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那么,这次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事件,又是否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发,这次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应该按敌我矛盾来处理呢,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致使意见难以统一。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党内思想难以统一,还会动摇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在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同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之间又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的争论空前激烈,如此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由于这样,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才发表了长篇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1)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自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很快毛泽东就觉察到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
我们先看庐山会议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纠“左”取得的成效。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召开的武昌会议和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两个界限,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要办工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225]
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226]
在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召开的上海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重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旧帐要算的问题。[227]
在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前期他又提出了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地位问题。[228]
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虽然纠“左”尚未完成,在供给制、食堂和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及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左”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对整个纠“左”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纠“左” 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再看在大跃进高指标方面的纠“左”取得的进展。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中规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229]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将钢产量从三千万吨调低到一千八百万吨。[230]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五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决定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低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降低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231]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引者注),就是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232]
六月,毛泽东在阅读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时,批注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233]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经过调查研究,在纠“左”过程中,对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指标已经作了大幅度的压缩,虽然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偏高,与实际可能达到的指标还存在差距,但是压缩后的指标毕竟在逐渐接近实际的生产能力,且与实际生产能力已经相差不大。同时,从毛泽东的讲话看,就是压缩后的指标仍然还存在调整的空间。这从后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指标的进一步调整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还认为经过纠“左”市场供应状况正在好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实现根本好转,形势在逐渐地好起来。
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可以从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反映出来。他说:“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的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234]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说“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显然是认为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北京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六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纠“左”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们在以前存在严重“左”的错误的时候,在纠“左”的会议上却不提出问题,而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反而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我们认为,不论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是大跃进,在庐山会议前尽管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尚未完成,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
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国内外和党内外又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呢?
首先我们看右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235]
对于右派的这些言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七月十日和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均提到过。[236]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机关党外人士的议论。
六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237]
这个材料反映了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有不同看法,对去年大跃进有怀疑,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速度太快了,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等等。七月五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238]
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不同看法。我们先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江西省委党校的议论。
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校八十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4、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239]
同时还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困难等等。这个材料在七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会议。[240]
在国务院直属机关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要算政治帐,但也应算经济帐,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241]
在军队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广州军区的材料。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反映(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路线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242]
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这个简报中的材料又是来源于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我们看到在这个材料中,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这种情况。七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243]
在地方一些省市区也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下面这份材料。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将《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印发会议参考。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否定大跃进,说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有跃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劳民伤财,很不合算,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244]
就是苏联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将《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材料印发会议。[245]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国内外、党内外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虽然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是批评和指责的话也不少,有的甚至说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将这些材料及时印发会议,提供给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参考。希望他们正确对待这些意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在讨论的基础上,对形势的认识达成一致意见,以利于将纠“左”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在考察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到这个背景。
3)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存在严重分歧,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会议的争论更趋尖锐、激烈。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之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
关于庐山会议前半个月的会,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争论。对此,黄克诚也曾回忆说:“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乱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246]
虽然黄克诚的回忆是建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但是却也反映出庐山会议前半个月在表面平静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左”右之争。至于右的方面要求将“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结合前文对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来进行分析,他们的意向也就很明显了。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吴冷西在回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中写道:“家英还说,从今晚的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简报上了,把这信印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23日讲那番话。”[247]
邓力群后来在《国史讲谈录》中也回忆道:“庐山会议的前期是反‘左’,但后期因彭德怀同志的信会议发生了变化。王任重同志后来讲,刚收到信时,有些同志看了,对彭老总的信有些意见。毛主席还讲:他是政治局委员,我是党中央主席,一个政治局委员写信给我,尽管有些意见不太妥当,没什么关系,这是正常的。”[248]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觉得这封信有什么问题,从组织程序上说他也认为是正常的。他之所以要印发会议,是因为从会议前期的讨论及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认识到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尽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在国内形势问题上,“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249]但是会议却没有按照毛泽东设想的轨道前进,仍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从会议的分歧和争论中,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无法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完成会议的决议,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因而为了在党内进一步统一认识,毛泽东才提出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同时提议留守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来参加庐山最后一星期的会议。这样看来,毛泽东还是希望通过延长一个星期的会期,通过深入地讨论,使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认识上达成共识,以便继续纠“左”,完成今年的任务。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施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种争论还表现在会议文件《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上。[250
可见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激烈。从当时的态势看,如果争论下去,不仅党内的意见无法统一,甚至还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持保留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我去开会,我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251]
看来,黄克诚一开始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怀疑态度。在庐山会议已经进行半个月后,中央通知他到庐山开会,具有丰富党内斗争经验的黄克诚已经意识到会议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他确实有许多意见,希望能够借机向中央直接反映。
黄克诚上庐山后,与出席会议的人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交换意见。
他回忆道:“当天晚上(717日)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252]
从黄克诚的回忆看,李先念和他有着共同的认识。特别是周小舟、周惠、李锐认为要改变“左”的方针,这实质上就是要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罢了。他们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这就反映出当时会议争论的激烈,客观上说明了他们要求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行动遭到了抵制。
黄克诚又回忆道:“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豪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253]
黄克诚与谭震林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相知甚深,因而没有什么顾忌,能说心里话。这两位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战友之间的争论,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的激烈程度。
黄克诚也承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当时党内外的确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254]谈到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时,他回忆道:“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255]
从黄克诚的回忆看,当时的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会上发言时,他所在的那个组除了罗瑞卿、谭震林外,绝大多数人是与他有同感,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的。
李锐在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与会人员围绕彭德怀的信进行的发言情况。他也认为“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争论。”[43]他还说“我的记录本上,记有720日刘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256]
从李锐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使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尖锐、激烈。至于他记录本上刘少奇提出的“左”倾和右倾以及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的问题,就不仅反映出当时会议争论的激烈,而且还说明了这种争论已经触及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的程度。这种争论的高潮就集中表现在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对彭德怀信支持的发言和七月二十二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信的不满上。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257
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庐山会议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了如此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这些争论发生在几位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如果会议不能统一思想,又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呢?但是又如何才能够统一思想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呢?他在采取这些措施和手段之前,征求过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没有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透过庐山会议的激烈争论,见微知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企图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若干迹象,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右倾思想业已产生,因而就及时提出要进行反右倾斗争。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议论纷纷,毛泽东从会议的简报、谈话中了解到,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争论更趋激烈。他先前希望通过会议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意图不仅没有能够实现,而且从发展的态势上看,还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这种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258]毛泽东在与这三位常委商量后,准备第二天开大会。[259
虽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我们无从查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是在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商量后才决定第二天开大会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断定他们谈话的内容肯定涉及到了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状况、争论的性质以及中央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引导和对待这种争论。毛泽东在第二天大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应该在这几位常委之间初步达成了共识,否则的话,毛泽东是不会在七月二十三日讲那番话的。
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谈话来看,毛泽东对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提出反右倾是慎重的,他是在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这三位常委的意见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而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却信誓旦旦地说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前没有和其他常委交换过意见,[260]以此来攻击毛泽东个人专断,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是别有用心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敏锐地觉察到纠“左”过程中右倾已经出现了的情况下,才在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后,在庐山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健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261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262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承认他们反映的事情是属实的,讲话的内容还是基本正确的,他们也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的前提下讲话的,但是他们讲话的思想、方向、立场是存在问题的,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动摇性。他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介于左右之间的中间派,中间偏左还是偏右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这里让人疑惑的是,既然他们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的前提下讲话的,毛泽东也承认他们讲话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那么又为什么批评他们讲话的思想、方向、立场是站在哪一边,说他们存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呢?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这里就涉及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评价问题了。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呢?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不能看他们口头的表述,而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透过现象把握问题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彭德怀等人是否认为前一个时期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纠“左”尽管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是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并力主加以纠正的。从以前九个月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来看,纠“左” 的主要政策措施还是毛泽东在调研过程中提出来的,而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什么贡献。对此彭德怀等人也是知道的。这就不能不使人发出疑问:在以前进行纠“左”的会议上,为什么他们不提出意见,而当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反而对纠“左”表现出不满,在会议上争论不休,致使意见难以统一呢?他们要干什么呢?
由此我们进一步做出判断,从他们以前在纠“左”会议上没有提出批评意见,而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却不仅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而且还进行激烈的争论来分析,他们实际上认为纠“左”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在以前存在严重“左”的错误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而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再去提出这些意见了。而毛泽东恰恰认为经过九个月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样就在纠“左”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庐山会议前在纠“左”问题上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分歧,到底仅仅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分歧呢?
彭德怀等人是出席了以前的纠“左”会议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划分两个界限,认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降低生产指标,保护干部的积极性等等,使人们从思想上逐渐澄清了模糊的认识,制定了适宜地政策措施,当时混乱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重大改观,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里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他们为什么对以前在纠“左”过程中取得的实质性成效缺乏清醒地意识呢?如果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表示赞成的话,为什么他们无视前一个时期在纠“左”过程中取得的实质性成就呢?这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作为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知道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议论纷纷。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就已经提出“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263]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乃至激烈争论他们又是置身其中,心知肚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呢?难道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们不知道,出现问题后,一味地批评指责,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付诸于实施,争取早日摆脱困境。这样争论下去,又怎么能够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达到统一呢?如果会议不能使思想得到统一,又怎么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庐山会议在纠“左”问题上是不彻底的,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以前的纠“左”只是一些具体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从黄克城与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小舟等人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是不行的,而黄克诚从一开始就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的。[264]
因而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进行分析,在纠“左”进行了九个月,又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仍然认为纠“左”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才不顾毛泽东在会议召开时所打的招呼,不顾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的事实,执意在会议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致使会议的思想难以统一。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样在纠“左”问题上是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分歧,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事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了。因而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起码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说他们是站在那个思想、方向、立场上来看问题了,说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动摇。
毛泽东对党内出现的右倾的觉察和批评还表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批语中。
他写道:“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过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了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出现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265]
在这个批语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和活动。他认为党内出现左右之争,从党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是正常的。他把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资产阶级右倾性质的;一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我们和坚持资产阶级右倾观点的同志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和无产阶级内部在思想认识问题上有错误的同志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和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成绩认识的不同。对党内外出现的这种动态要给予符合实际的估计,既不要估计过低,也不要估计过高,以便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站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当然这种团结争取工作既包括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上出现错误的同志,也包括产生右倾动摇思想的同志。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中,敏锐地发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摇乃至否定的右的倾向已经产生,因而他就在讲话和指示中向出席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旗帜鲜明地指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以期纠正这种倾向,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我们还可以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看到当时会议的争论已经涉及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266]
毛泽东八月二日下午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还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议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议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267]
他又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找错误、缺点。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是否如此,需要讨论。我们七月这一个月的庐山会议大体经过就是这样。[268]
从这两次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从会议的激烈争论中认识到,当时争论的实质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确与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健。正是由于这样,他才提议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究竟要采取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民公社还要不要办下去,不搞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把这个问题扯清楚,以便于统一思想,完成下一步的任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期间,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已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议论纷纷,毛泽东原来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的设想,[269]不仅没有能够得到实现,就是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个时候,彭德怀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的信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于是他索性批示印发会议,同时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通知留守北京的中央及各部委领导参加会议,以期在讨论的基础上,在党内就这个问题取得共识,完成纠“左”和今年的任务。
但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更趋激烈。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坚持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从会议的发展态势看,出现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迹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于是在征求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的意见后,毛泽东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4、在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来洞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后所可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严重隐患。
我们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大跃进就是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自然也就归全国人民共同享有。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通过农村生产关系的适度变革,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全民大炼钢铁、土法炼钢、高指标、共产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及商品经济等问题上的错误作法,不过是一些具体形式而已,根本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只有抓住这个本质特征,我们才能够拨开笼罩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迷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既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从中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纠“左”过程中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与其具体形式区分开来,要弄清出现的错误究竟是其具体形式还是本质特征造成的。只有在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是由于其具体形式而非本质特征造成的以后,我们党才能够在探索和实践中,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纠正其错误形式,找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确途径,找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我们还应将已经制定的纠“左”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措施尚未落实区分开来。前面我们说过,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说在纠“左”政策措施的制定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这些政策措施一般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我们不能因为纠“左”的政策措施尚未完全落实,就否认纠“左”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不能因为制定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纠“左”措施,就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已经落实了。在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这些纠“左”的政策措施虽然尚未完全落实,但是这些政策措施毕竟已经制定出来了,还要在纠“左”问题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程序上讲,这些政策措施是会很快落实下去的。彭、黄、张、周等人作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不会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在已经制定出了纠“左”的政策措施,而且会议还要继续进行纠“左”,进一步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的情况下,彭、黄、张、周等人为什么还要对如此纠“左”表示不满呢?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不论是彭德怀的信还有张闻天的发言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前提下来提出意见的,这就需要我们透过迷雾来看到问题的实质。
虽然彭、黄、张、周等人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来提出意见的,但是他们却无视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的事实,在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庐山会议上也已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却还在大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照此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到底是他们认识的局限,还是由于他们从心里根本就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呢?值得深思。
从他们所处的地位及认识能力上来看,他们不会不知道前一个时期在纠“左”过程中制定的政策措施及国内外、党内外、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他们也不会认识不到在纠“左”的政策措施业已制定,纠“左”也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的情况下,如果照这样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因而我们认为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意见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实质上来说,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关系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他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这才是问题的要义所在。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召开前在纠“左”方面尽管尚未完成,但是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特别是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庐山会议上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当时的态势看,毛泽东认为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如果沿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为了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不仅仅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而且还必须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倾向作斗争。这就要发起反右倾斗争。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说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难以看清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再回过头来分析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发展道路只能有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适合国情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只能有一条,而不可能有多条。这就要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既不能照搬苏联模式,更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因而他担心如果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也就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非自主型的)。为了避免这两种结局的出现,在庐山会议上当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表现出动摇乃至要否定这条路线的时候,他就要发起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认为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也就只有照搬苏联模式了。
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触目惊心的。一五期间由于我国刚刚开始工业化建设,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其中的严重弊端。同时,在苏联模式也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再去照搬苏联模式就必然会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因而照搬苏联模式是走不通的,也是毛泽东所竭力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就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而以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反修防修斗争,就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当庐山会议上出现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迹象时,毛泽东就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对。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这种探索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毕竟使我们逐渐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对维护中国主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避免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浪潮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能够不倒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如果既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又不去照搬苏联模式,那么中国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历史提供了活生生的验证。
我们看到,毛泽东去世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被否定,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再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却照搬了西方模式(欧美模式)。在照搬西方模式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局面。
我们沉重地看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被否定以后,虽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但是中国社会却向着一九五三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方向倒退。在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走向瓦解,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业已出现。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循环被打破,进入九十年代后,国企出现了全面亏损,最终以破产改制、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为手段,开始了国企的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攻守易形,非公有制经济占据了主体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基本上被否定,这成为导致今天中国两极分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外资进军中国市场,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这样中国不仅已经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也有向一九四九年前倒退的严重隐患。
从历史的对比和反思中,我们才能够发现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真实原因,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作出的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决策,是多么的英明和正确!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战略抉择。
5、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标志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阶级矛盾在这条战线上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呢?党内斗争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呢?又如何区分基于认识的分歧和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党内斗争之间的界限呢?
要判断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是否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就要看这种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如何。我们要从对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影响中来界定这种斗争到底是基于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我们判断的根本标准。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三条:一是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照搬苏联模式;三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有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鉴于以前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的沉痛教训,苏联建设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严重弊端,按照苏联建设模式制定的一五计划也暴露出来了不少问题,如果再继续照搬苏联模式的话,就会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畸形发展,使中国走上一条不健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中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注定难以长久的,最终结果还是要滑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教训也就从反面说明了这个模式不仅是难以长久的,也是最终要倒向资本主义社会的。
在合作化时期出现的是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表明,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党内外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严重分歧不仅表现在是否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也表现在是否进行工业化问题上,集中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270]这种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以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艰难和曲折的时候又会再一次表现出来。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
农业合作化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巩固。人民公社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一旦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后,不仅会影响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巩固,并进而会打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循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就会受到严峻挑战,甚至会面临瓦解的危险。一旦公有制经济失去了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会失去,资本主义就会卷土重来。
我们不幸地看到,改革开放时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以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走向瓦解,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通过股份化(私有化),大面积破产改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则取得了迅速发展,并逐渐占据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否定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发展态势的演变,就从反面证明了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既然庐山会议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了。庐山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这种斗争也就属于党内高层进行的阶级斗争问题了。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27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至少要斗二十年,或者半个世纪,直到阶级灭亡才会止息。他从性质上揭示了这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继续,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争论,是否表明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呢?这种分裂的倾向在以前有没有迹象呢?
毛泽东在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他说:“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272]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会议上就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不过在那个时候尚不明显而已。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了防止党内分裂的预警。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也讲过要防止党内分裂的话。这两次会议讲的防止党内分裂主要针对的还是彭德怀。[273]从庐山会议的发展态势看,毛泽东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会议的激烈争论仍然将全党推向分裂的边缘。
从披露出来的文献资料看,彭德怀、张闻天曾经攻击毛泽东专制,像斯大林晚年。[274]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的当年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又到黄克诚、彭德怀住地,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示不满。周小舟对毛泽东的讲话有没有经过常委讨论表示怀疑,说这样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周小舟还攻击毛泽东“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李锐也攻击毛泽东“翻云覆雨”,说毛泽东“不能一手遮天”。他们出来时碰到罗瑞卿。后来在小组会上被追问那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干了些什么时,他们不是主动向毛泽东或与会者坦白交待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却心存侥幸,遮遮掩掩,岂图蒙混过关。李锐七月三十日在给毛泽东写信时用政治生命来担保说清了七月二十三日那天晚上的活动,却将他们议论中最关健的比如像攻击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话给隐去了。当八月十日黄克诚看到罗瑞卿带着李锐走进会场时,意识到七月二十三日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话被揭露了,于是才不得已讲了那天晚上的情况。结果会议急转直下,反党集团的印象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275]
毛泽东过去曾一再表示可以允许阳谋,但不允许阴谋。我们不禁发出疑问:在当时会议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争论不休,毛泽东又已经就这种争论表明了态度的情况下,他们有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向毛泽东本人提出呢?不管毛泽东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至少这种方式从党内生活上讲是可以允许的。就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没有被毛泽东接受,他们还可以保留意见,以待以后实践的证明。可是他们却聚在一起,背后议论攻击党的领袖,这是要干什么呢?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一再提出“团结问题”,说“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276]而且在会议上又已就争论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从党的政治纪律的要求看,他们到底该不该进行这样的活动和议论呢?这种活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有利呢还是无利呢?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
毛泽东在八月十日起草的《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中写道:“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277]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活动与高饶反党集团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联系到底有没有事实依据呢?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文献资料看,这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事实依据的。[278]从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和活动确实呈现出党内分裂的迹象,这种争论实质上还是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指出了彭、黄、张、周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态度,进一步揭示了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源是由于他们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判断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争论不仅关系到党内的团结和分裂,也是关系到中国是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进行的党内斗争就不能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说明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表明党内坚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还是占有支配地位的。当然这是毛泽东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付出的巨大努力的结果。
6、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对立统一的原理来分析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内外因相统一的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内外因辩证统一的矛盾中,内因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因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
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呢?
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成为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外因。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思想根源。这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内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只有在党内存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够发挥作用,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同时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这样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就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斗争就决定着党内乃至我国阶级斗争发展的成败和走向。抓好共产党内部的阶级斗争,就成为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
①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部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并成为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之所以能够反映到党内来,还是因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否则的话,即使反映到党内来,也是难以形成党内阶级斗争的。这个条件从思想根源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世界观之间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标志着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时候要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根源,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才能使人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培养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否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不论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最终的结果还是沦落到资本主义社会。因而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如果在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是一致的话,本来是不致于出现这样激烈争论的。这样激烈争论的出现从实质上说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其思想根源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八月十一日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279]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把庐山会议上进行的斗争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并进一步指出这是犯错误的根源。他分析道,从阶级立场上来说,这些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产场上,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积极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却没有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仿佛是突如其来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庐山会议进行的激烈斗争,透过重重的迷雾,敏锐地发现这种斗争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使全党同志确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建议读《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这两本书。他写道:“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280]
毛泽东从庐山会议发生的争论中认识到,全党同志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而他才提出要学习哲学和经济学,提高理论批判能力,以便使全党同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克服经验主义,确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281]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讲到了彭德怀等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态度。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他们是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为了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参加共产党的。正是由于这样他们才在庐山会议上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为了进一步揭示庐山会议上斗争的实质,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陈伯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毛泽东阅后,作出如下批示:“此件看了,很好。”“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于是亲笔将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后来这篇文章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还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282]
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争论的实质是两种世界观之间进行的斗争。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抓住斗争的实质,进而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毛泽东九月十一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他(彭德怀,—引者注。)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283]
从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的概念。这个提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甚至认为走得太快了,搞早了。这就是庐山会议上激烈争论的实质。从他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看,自然就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了。这就是后来批判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源渊。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透过庐山会议激烈争论的表象,敏锐地发现这种斗争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产生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他进一步揭示了虽然他们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形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外部原因。
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在这个时期内,不论在经济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仍然存在阶级斗争。
这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的阶级斗争不仅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又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能动作用。党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八月六日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稿时:“我们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当然,在国家和公社的正确的管理之下,这些成分不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284]
在修改的这段文字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为什么会存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揭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阶级斗争之间的逻辑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八月十六日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时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285]
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明确指出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论高、饶还是彭、黄、张、周问题的出现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同时,也要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人是会变化的,昨天的功臣可能会变成今天的祸首,要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在一定条件下总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会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而党内阶级斗争的出现就是必然的。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上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旦出现苗头,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防止事态的激化。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根源,这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外因。而不少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党内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因。正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才能够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寻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阶级斗争关系到党能否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阶级斗争的走向,决定着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7、运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出现的争论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党内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负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从实质上说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那么,这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到底是属于敌我矛盾呢,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阶级斗争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从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过后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曾经阐述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阶级矛盾既包括敌我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部分阶级矛盾表现为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是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286]
这个观点虽然是在反右派斗争高潮过后主要针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讲的,但是同样也适用于党内的阶级斗争。因而尽管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还是认为此时的阶级矛盾属于右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处理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毛泽东八月二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要给一条路走。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287]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寄于希望,要通过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虽然有时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但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通过辩论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八月六日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稿时,他改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除了那些查明属实的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开除出党以外,对于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他们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我们的政策恰当,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还是可能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至于完全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出发,向党的组织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人,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决保护,不允许有打击压制行为。”(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引者注)[288]
在毛泽东改写的这段文字中,他明确指出了庐山会议出现的这场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而要采取民主的方法,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来解决在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阶级斗争。他又进一步揭示了党内阶级斗争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联系,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直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被消灭的时候才能结束。他提出要把拥护总路线和反对总路线的人区分开来,肯定了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不论他们进行批评的言辞多么尖锐,其动机和行为也是正确的。
八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说: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开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估计到那些同志们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他们从来不提出团结这个口号的,我所以在三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上提出团结问题(指《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引者注),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人抓这个旗帜。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我们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首先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这个会开到今天四十天,从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要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必须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他们最近这几天有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289]
在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既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反动性。前一段时间对他们的反动性的一面批判得较多,现在是应该注意到他们具有革命性一面的时候了。正是由于他们具有革命性,因而才要对他们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一看二帮,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正是由于这样,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仍然要把他们留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这对于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是有利的。当然对于他们实际担负的具体工作还要作必要的变动,这要由大家讨论来决定。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写道:“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写的《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引者注)的时候的情况想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290]
我们看到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列举了庐山会议上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对党的领导人和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和批评,列举的攻击和批评是以这些犯错误同志的言论为依据的,这是有案可查的。毛泽东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法国的巴黎公社及俄国革命相比较,引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群众运动,应该如何对待前进中的曲折和困难,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是这样,毛泽东还是主张将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够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291]
在这个批评中,毛泽东又一次表明不能将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而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他们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通过民主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因而不仅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有可能改正过来,也可能改正不过来。由于他们具有革命性,同时我们再采取正确的政策,是有可能通过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不致于激化为敌我矛盾。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说: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那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一点。[292]
在这个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同志既有可能转变过来,也有可能转变不过来。他再一次提到了在革命队伍中已经并肩战斗了三十一年的彭德怀,不要因为庐山会议犯了错误就分手决裂,互不往来。要对他们采取热情的态度,不仅与他们往来,还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的转变表示欢迎,极力争取他们早日转变过来。但也不要匆忙,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时间,使他们从思想认识到能够转变过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庐山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的实质。这种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发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认为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将在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彭、黄、张、周等人作为敌我矛盾,而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们不仅留在党内,而且还留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内,只是对他们所担负的一线工作作出了变动。毛泽东还一再表示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热情地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那么,毛泽东为了帮助彭、黄、张、周等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呢?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2)为了促使彭、黄、张、周等人的思想转化,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来处理问题,防止激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彭、黄、张、周等人的问题是以前阶级斗争的继续,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了促使他们思想的转化,毛泽东率先垂范,作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彭德怀的转化问题。
为了进一步打通思想,帮助彭德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促使彭德怀从思想上转过弯来,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高层政治生活会。
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正式纪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议。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293]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生活会后,为了使彭德怀从世界观上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八月七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十分,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主要谈了世界观、思想方法等问题。[294]这样就使彭德怀从世界观上来思考自己所犯错误的原因。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九月九日收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做出批示:“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改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它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写完批示后,毛泽东将批示和彭德怀的信“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295]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来信表示热烈地欢迎,对彭德怀认识的转变表示由衷的高兴,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他对彭德怀工作的安排极为关切,认为彭德怀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进行观察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可以读几年书。这还要待中央同彭德怀商量后再作出适当的决定。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说: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处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296]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297]
我们看到,毛泽东再一次对彭德怀的进步表示欢迎,并且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彭德怀及其他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是会改好的。我们党和军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上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证。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五时分,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298]
关于这次谈话,杨尚昆后来回忆道:“10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9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刻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99]
我们看到,虽然庐山会议严厉批判了彭德怀,但是毛泽东还是极为关心彭德怀的。他要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及几位元帅一同与彭德怀进行谈话并共进午餐,还要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至少每月看望彭德怀两次,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动态,解决彭德怀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甚至还希望彭德怀在适当的时候再做一点事。这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的一贯原则。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彭德怀谈话。在刘、邓、彭到达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当彭德怀表示愿去农村,不愿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当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时(三条保证是: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引者注),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邓、彭到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表示愿去边疆搞农业,去三线担心因自己犯过错误,说话没有听。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些。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300]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在彭德怀表示愿意到农村或边疆搞农业时,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仍然坚持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地区工作,以备将来发生战争时带兵打仗。这实际上是重用彭德怀。
毛泽东也意识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可能会有人对此产生不同意见,他表示有人不同意要找他来谈,并要刘少奇和邓小平召集西南局有关同志干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为了打消彭德怀的顾虑,让他放手去工作,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过去他自己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彭德怀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对他自己也是一样。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在与彭德怀谈话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批评错了,这是变相地给彭德怀平了反。如果我们联系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又从他讲这句话时的语境,并结合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有顾虑来分析,毛泽东讲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似乎是要彭德怀不要纠结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是是非非,要甩掉历史包袱,打消思想顾虑,充满热情地投身于今天的三线建设。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是谁非,还是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工作上及生活的安排上他对彭德怀都是极为关心的。为了帮助彭德怀从思想上认识到错误,他不论是采取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彭德怀集体谈话的方式,还是自己亲自与彭德怀谈话,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都作出了不竭的努力。
      关于黄克诚的转化问题。
为了使黄克诚能够认识错误,极早转变思想,毛泽东又作了那些工作呢?
对此黄克诚有一个回忆,他说:“7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会后(指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针对彭德怀问题召集的高层政治生活会,—引者注),主席把我们四个(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01]
从黄克诚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在与他们谈心,交流思想观点,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转变过来。不论是毛泽东与他们直接谈话,还是让他们列席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会,谈话的气氛是融洽的。黄克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这时他还没有感到有定他们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给黄克诚复信说:“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302]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黄克诚的信后,亲笔给他回了一封信,对他态度的转变,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对他寄于希望。毛泽东还将黄克诚的来信及复信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进行传阅。
后来黄克诚回忆道:“1961年的国庆节,让我上天安门观礼,气氛缓和,确实像是有转机。我坐在休息室时,毛主席自己坐过来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他收到我的信,很高兴。又说,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话等等。我乘机问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主席说:可以,可以。他又问:还想回军队么?我说: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303]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黄克诚的信后很高兴,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动和黄克诚谈话,通报一些情况,不仅表示可以分配黄克诚的工作,还为此征求黄克诚的意见。这表明毛泽东对黄克诚还是非常关心的。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谈话、让黄克诚参加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会、通过信件等方式,在做黄克诚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从思想上能够认识错误,转变过来。
      关于张闻天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又是如何促使张闻天思想转化的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304]
从信中我们看到,张闻天给毛泽东打了几次电话,要求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因为忙,就先给张闻天回了一封信。信中引用枚乘《七发》里面的话,谈古论今,锋芒毕露,鞭辟入里,用词辛辣。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对张闻天作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希望他痛改前非,对他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
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于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日,毛泽东将张闻天的来信和检讨,批示印发各同志。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305]
我们看到,张闻天在收到毛泽东的八月二日信件后,写出了检讨,而后于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检讨,一同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随即指示将张闻天的来信及检讨印发会议。
庐山会议结束后,离开庐山前,八月十八日上午张闻天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到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受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306]
毛泽东对张闻天在信中表明的态度表示热情地欢迎,并将他的信拟了题目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同志。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思想转变是持肯定态度的。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还是将张闻天的检讨及信件印发会议,毛泽东在采取措施促进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他对张闻天认识的变化表示由衷的高兴。
      关于周小舟的转化问题。
毛泽东又是如何促使周小舟思想转化的呢?
七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十五分,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307]毛泽东又要周小舟等四人列席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针对彭德怀召集的高层政治生活会。并在会后毛泽东又与周小舟等四人谈话,与他们交流思想,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八月一日夜十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308]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长兄刘縯。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叛曹操,曹军败,长子曹昂在战斗中身亡。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之战有功,任破羌将军。毛泽东在信中引用这两则故事,是为了借古喻今,规劝周小舟等人,不要有心里负担,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早日转变过来,还是好同志,自己也是信任他们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是寄予希望的。
周小舟接到毛泽东八月一日信后,八月二日给毛泽东写信。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在信中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毛泽东批示将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309]
毛泽东将周小舟的信印发会议后,还是担心周小舟的思想转不过弯来。于是,八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谈话后,八月十二日上午六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信:“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八月十三日晨二时,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八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八届八中全会各同志。[310]
毛泽东通过谈话,启发、开导周小舟,使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从毛泽东要周小舟将所谈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印发会议来看,毛泽东对周小舟所做的思想工作是有成效的,他对周小舟认识的转变也是肯定的。
尽管毛泽东对周小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周小舟在对错误的认识上仍然存在差距,因而没有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八月十六日才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讲话时说: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他又说: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311]
由以上引用的若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通过信件、谈话、列席政治生活会等方式,希望通过开导周小舟,使他能够认识到错误,早日转变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上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问题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因而在处理上就要采用民主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继续将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内,仅对他们担负的一线工作作了变动。为了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特别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率先垂范,对于彭、黄、张、周等人通过谈话、信件等方式作了大量的工作,既有严厉的批评,又有耐心地启发和教诲,同他们进行交心,以便于弄清思想,认识错误,早日转变过来,充分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宽阔胸襟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大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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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6:48 | 显示全部楼层
8、关于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及其扩大化问题。
庐山会议期间及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但是反右倾斗争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那么,当时到底该不该开展反右倾斗争呢?反右倾斗争又为什么会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呢?反右倾斗争又是否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呢?出现扩大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的反右倾是必要的。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开始前,虽然纠“左”的任务远未完成,但是通过前九个月的纠“左”却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召开庐山会议就是要将以前确立的纠“左”措施落实下去,进一步将纠“左”引向深入。
在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形势作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判断,他还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312]
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年问题》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313]
但是会议并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进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当时不仅在国内外和党内外,就是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也产生了不少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会议的争论更趋激烈,从当时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会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走上歧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在征求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提出了反右倾。因而我们说反右倾是必要的。
2)庐山会议后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提出的反右倾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反右倾扩大化了。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这样评述道:
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314]
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这样评述道:
1121日,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但由于“反右倾”斗争实际形成了一次政治运动,结果仍波及非党干部和群众。
“反右倾”斗争开始时,中央并没有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统一标准,因而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任意扩大打击对象的倾向。195911月和19601月,中央分别下发和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方法》、《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面的通知》等文件,试图加以控制和约束。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应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产的党员干部的范围以内;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农村正式党员中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也应该严加限制,大体上不超过正式党员总数的1﹪。由于党员干部总数很大,即使按照这个比例控制,仍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整个“反右倾”斗争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共计三百几十万人。[315]
薄一波后来在谈到反右倾斗争时回忆道: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316]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有三百几十万人,这么多的党员和干部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显然是扩大化了。
那么这三百几十万人的党员和干部又是如何被重点批判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
我们知道,虽然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制定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具体标准,但是随后在十一月份下达了这个标准以后,以前错划的还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纠正。这次反右倾由于明确规定只在党内干部中间进行,因而即使波及到党外干部和群众,也只是一些局部现象,而并非主流。由于在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划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农村正式党员中重点批判对象的人数,大体上不超过正式党员总数的1﹪。就是对农村党员中的重点批判对象,也只是批判而已,并没有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我们应该注意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列为重点批判的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就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并非像右派那样是敌我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样我们看到这次反右倾运动只是在党内干部中间进行,只有党内干部才可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农村中被重点批判的党员也仅是进行批判而已,并没有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同时在划分的标准及比例上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又为什么出现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呢?我们下面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3)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们看到,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但显然是扩大化了,那么为什么被扩大化了呢?扩大化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①   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
对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的影响,薄一波后来后来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生品,也都有大幅度减产。[317]
这个评论基本上还是公允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从这个评论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实际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比一九五八年更大规模的跃进,以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又严重泛滥开来,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成为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既然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那样严重的影响,那么这是否说明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②   对一则文献资料的辩析。
胡乔木曾说在庐山会议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刘少奇主张批彭只有小范围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
对这个问题,胡乔木后来回忆道:“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从广州回来时(指一九六一年出席广州会议,—引者注),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318]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后来也多次提到过。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也提到过,他说:彭德怀最近说,当时不写那封信就好了。把他们的问题传达到底下去,现在看来不妥。当时,你(指刘少奇—编者注)是主张不传的,可是又没有坚持,也没有给我讲。[31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不传达到下面去,会后还要继续纠“左”的事实是没有疑问的。这里让我们感到疑问的是,在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后才发表的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标志着会议的重点开始转向反右。像起草这样反“左”的文件,从组织程序上说,他应该首先向毛泽东报告,说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和毛泽东沟通意见,取得共识后,再让胡乔木起草为宜。但是刘少奇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在刘少奇让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时,胡乔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才感到为难,建议刘少奇先和毛泽东谈一下。可是刘少奇却对胡乔木的善意表示不满,还发了脾气。后来胡乔木在无奈之下,才找彭真做工作,化解了此事。
在一九六一年从广州回京的路上,胡乔木向毛泽东谈到了这件事。从毛泽东在广州会议前后的发言看,这个时候他是非常惋惜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冲击了纠“左”,没有继续将纠“左”进行到底的。[320]因而他听到胡乔木的反映后,是不会在继续纠“左”的问题上对刘少奇表示不满的,只会对刘少奇没有及时将这个意见反映给他提出批评意见。可是我们看到刘少奇在工作会议上却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
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刘少奇在起草反“左”的文件前没有报告毛泽东呢?既然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向毛泽东去表明自己的看法呢?如果说此前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胡乔木提醒后,为什么他还对胡乔木发了脾气呢?在彭真做工作后他又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呢?从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在广州会议前后在纠“左”问题上的态度来分析,毛泽东在听说这件事后是不会批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后继续纠“左”的主张的,而只会批评他当时没有将这件事提出来,可是刘少奇却又为什么在工作会议上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呢?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从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冲击了纠“左”,从而给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来看,刘少奇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同时,我们再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一贯态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质疑,以及随后积极倡导实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还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彭德怀问题时,侧重于讲彭的问题是在党内存在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321],而回避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问题。如果对这些事实进行综合分析后,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所主张的纠“左”实际上还蕴涵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和信心不足的问题。
因而我们认为尽管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纠“左”的文件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合理性的内涵,因而是应该肯定的,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由于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怀疑和信心不足造成的。
③   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开展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可是在开展反右倾斗争后又造成了那样的影响。这里关健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呢?
我们知道,反右倾斗争的对象限定为党内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在农村进行重点批判的党员也不应超过农村正式党员人数的1﹪。就是作出了这样的政策规定,还是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遭到重点批判,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后来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思和分析,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322]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与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时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323]
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324]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325]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326]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反右倾斗争的决议应该传达到县级为止,在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可是庐山会议后由于在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却将反右顷斗争的决议一直传达到了基层,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样反右倾斗争冲击并代替了纠“左”, 中断了纠“左”进程,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
毛泽东在肯定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前提下,适时地指出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问题。反右倾斗争仅在县级以上干部中间进行,在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同时也要继续进行纠“左”;在县级以下继续进行纠“左”,而不开展反右倾斗争。这样就将反右倾斗争和继续纠“左”结合起来,既保证了反右倾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实行而不致于扩大化,又能够使纠“左”得以顺利进行,而不致于出现后来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了。
有人只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斗争开展后,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乃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没有对这些损失和困难进行辩证分析的情况下,不加考证地进行逆推,从而得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结论。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们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作法区分开来,从社会实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进行验证和鉴别,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在分析反右倾斗争的时候,要将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与扩大化区分开来。既要看到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从当时会议的态势看,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同时也要承认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中断了纠“左”进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既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又敢于及时纠正“左”的错误;既指出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又承认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通过对历史史实的考证与分析,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要看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遭受重点批判的农村党员,有不少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敢讲真话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提出了批评意见,在反右倾斗争开始后,那些被批评的领导干部就打着反右倾斗争的旗帜,给这些党员和干部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和进行重点批判。这显然是打击报复的行为。这也是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部署的失误。当时应该将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县级为止而不应传达到县级以下,在全国应该继续进行纠“左”。在庐山会议前纠“左”期间被批评的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倾斗争打击报复也是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是酿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期间虽然提出了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想法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一贯态度上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信心的不足。造成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部署的不当所致,不能因此就否定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
由此我们认为,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在如何处理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部署上的失误,造成了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造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9、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党内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毕竟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因而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阶级矛盾存在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经济战线上阶级的存在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的根本标准,因而是有形的,直观的,革命导师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从理论上又对此作了比较明确地论述,因而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众人的理解和认可,操作起来也相对简便易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在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论述,同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确立后,作为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矛盾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矛盾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因而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划分的标准、对象及方式上也会有着重大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探索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既然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个主要矛盾也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327]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外因。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存在,这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思想根源,也是党内产生阶级斗争的内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个外因是通过党内存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个内因才发挥作用并进而产生党内的阶级斗争的。因而在进行党内阶级斗争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更要注意党内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斗争。因为党内存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决定着党内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因而就要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作为进行党内阶级斗争的重点。
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是执政党,因而党内发生的阶级斗争也就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走向,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庐山会议上进行斗争的焦点虽然集中在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但其实质还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庐山会议上进行的这场斗争才被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
党内产生的阶级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才不得不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因而我们要准确认识党内阶级斗争的性质,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力求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进行解决,防止激化为敌我矛盾。
这里我们还要将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和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区分开来。如果将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当成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就要犯“左”的错误;如果将基于立场分歧形成的党内阶级斗争当成基于认识分歧形成的党内斗争,就要犯右的错误。
在党内斗争中,将认识分歧和立场分歧区分开来,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深入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是将认识分歧和立场分歧区分的根本标准。在庐山会议上,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争论趋于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的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睦,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328]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说:“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32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要将立场分歧和认识分歧区分开来。基于立场的分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于认识的分歧属于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是没有疑义的,只不过是对于错误的大小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至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的‘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也是属于认识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区分以来,才能够对党内的阶级斗争状况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正确地开展党内阶级斗争,既防止党内阶级斗争熄灭论,也防止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当然即使是基于立场分歧的党内阶级斗争,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在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已经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会议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鉴于会议业已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提议留守北京的高级领导干部来参加会议,并将与会人员重新编组,希望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在形势的认识上达成共识,以便将纠“左”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会议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展,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趋于激烈,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征求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的意见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据黄克诚回忆说,就是在八月初,仍然没有将彭德怀等人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30]后来他们之所以被定为反党集团,原因是复杂的。
尽管毛泽东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中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争论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将这种争论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是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不论是对彭、黄、张、周等人,还是后来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都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在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尽管反右倾斗争限制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对反右倾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干部从比例上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还是发生了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这主要是因为在反右倾斗争和纠“左”问题上的安排部署失误,也是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左”的错误的领导干部利用反右倾斗争打击报复所致。这是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由此看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标志着阶级斗争的激化。这是发生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从实质上说是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激化。这标志着阶级斗争已经转向了党内,党内产生了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划分的标准、斗争的对象及方式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如果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就是政治战线上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了。
(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三: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发了政治战线上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时候出现的右倾则进一步说明在党内高层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二年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上党内产生了右的倾向,这种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经济形势上的黑暗风,经济恢复措施上的单干风和如何看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翻案风。一九六二年夏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了党内出现的右的倾向,使经济恢复的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底就顺利完成了,使得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通过这次斗争,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九六二年的斗争表明党内存在分歧和矛盾,那么,当时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重要表现。
一九六二年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一,是对困难形势的估量上。毛泽东认为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这被批为黑暗风。
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是否已经过去了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
毛泽东认为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判断写入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这样以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认识就成为全党分析形势的基本依据。
但是当时对这个认识并不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就不同意这个判断。这表现在毛泽东要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陈云以“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讲”为由对毛泽东要求的拒绝上。[331]这表明在七千人大会上虽然党中央做出了在经济形势方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论断,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这个论断仍然是存在分歧的。
七千人大会后在调整过程中,当发现有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时,刘少奇又推翻了七千人大会上关于经济形势的正确论断,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332]而周恩来的讲法则与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判断相衔接。[333]毛泽东仍然坚持原先关于经济上最困难的形势已经过去了的判断,他对七千人大会上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是有不同意见的。[334]
这样我们看到在经济上最困难的形势是否已经过去了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2)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二,是对困难形势形成的原因上。
一九六二年在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上,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工作中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缺乏经验造成的。
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这表现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后,他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领导纠“左”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也是由于从当时的态势看如此发展下去就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因而毛泽东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并没有就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发表意见,而主要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335]没有贯彻好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是前几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刘少奇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对三面红旗的方向产生动摇、怀疑乃至予以否定。[336]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就是说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人祸”造成的。但是他对“人祸”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这样就容易使人们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的方向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混淆起来。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到底是他的疏忽呢,还是他自己已经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乃至怀疑或反对呢?虽然他在讲话时也说过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的话,但是如果再联系到他下面说的有些问题现在还看得不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话来分析,同时再与后来他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说的“人祸” 显然是包括三面红旗的,他认为正是由于三面红旗的实施才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当然他并没有明确地做出这个判断,需要我们通过分析才可以推导出来。
由此我们看到,在造成经济困难的的原因上,毛泽东认为主要是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造成的,而刘少奇则认为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出现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认识上的差异所致。
3)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三,是在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
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探索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陈云、田家英、邓子恢等人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这在当时被批为单干风。
从一九六○年冬开始,在发现了存在的严重经济困难后,毛泽东不仅要求继续贯彻落实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制定的纠“左”措施,而且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除五保户等极少数困难群众外),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在坚持人民公社化方向的基础上,经济恢复的时间主要是六二、六三年,六四年扫尾。
而刘少奇、陈云则认为面对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应该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渡过难关。陈云认为采取了这种方式四年就可以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否则需要八年时间。这个主张在陈云的倡导下,竟然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如果没有出现意外事件的话,按照党内的组织程序,下一步就会成为党中央的决策,化为全党和全国的实际行动。
这样我们看到,在经济恢复采取的措施上,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建立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这就形成了他们在经济恢复采取措施问题上的分歧。
4)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四,是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认识的差异上。
一九六二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批判了翻案风。
当时的翻案风一个是指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后给中央写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察,作出正确的处理。另一个是围绕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而引起的政治批判,说习仲勋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写作是在为高岗翻案。由于在高、饶活动期间,彭德怀也有过一些不当言论,因而就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了。
一方面是有人闹翻案,一方面是有人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一风吹”的作法,甚至还有机关单位在为右派甄别进行试点工作。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这个材料登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毛泽东阅后九月二十九日批示如下:“刘、周、邓(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引者注)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337]
由此看来,毛泽东高度重视业已出现的这种动向,他对中央机关有人积极为右派分子平反一事是不满的。那么,毛泽东对给右派分子平反一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平反时说:右派分子如果真正改正了错误,就摘掉帽子。不过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338]
由此看来,在给右派分子平反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慎重的。他既不是一概反对给右派分子平反,更不是在平反问题上采取“一风吹”的作法,而是真正搞错了的就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的不能平反。
毛泽东对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的“一风吹”作法又是什么态度呢?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甄别平反问题时指出:甄别要实事求是,对县以上干部的甄别不要一风吹,县以上情况很复杂。县以下违法乱纪也不能一风吹,其他可一揽子解决。[339]
我们看到,毛泽东并不赞同当时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的“一风吹”的作法。他认为县以上的干部很复杂,因而在甄别平反的时候,要慎重对待,不能一风吹。县以下在违法乱纪问题上也不要一风吹。看来是有人在甄别平反问题上采取了“一风吹”的作法,毛泽东才讲了以上的话。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不禁是有人在闹翻案,还有人在支持翻案,这种动态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过,从对当时政局发展的影响看,闹翻案的几个问题还是主要表现在翻案风中提出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问题的右倾定性上,因而我们下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进程,有不少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致使一九六○年掀起了比一九五八年波及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共产风”,不仅丧失了纠“左”刚刚取得的成就,而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人们对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重新进行审视,当时到底有没有必要开展这样一场斗争呢?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是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评价紧密相联的。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就是无可质疑的,没有必要翻案;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定性就是错误的,应该平反。反之亦然。彭德怀等人是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动摇和质疑被定性为右倾的。如果彭德怀等人翻了案,平了反,就是对这种动摇和质疑的肯定,这就必然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否定。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这个反右倾斗争应该搞到县为止,在县以下继续进行纠“左”。正是由于将反右倾斗争搞到了县以下,因而才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搞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困难。[340]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谈话时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341]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就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后直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主要批评的是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右倾错误,还没有定彭、黄、张、周等人为反党集团的迹象,[342]而八月的庐山会议却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他对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是不满意的,尽是别人说了算,弄得他是没有办法的话。[343]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讲到彭德怀问题的时候,侧重于批评的是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因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从这个角度上说彭德怀是无案可翻的。
刘少奇则认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而并非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344] 那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为什么要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呢?刘少奇列举了四点理由: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毛泽东插话补充说,彭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34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强调了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而讳言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如果我们再与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别外发一个纠“左”的文件(这个主张无疑具有合理性的内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346]我们就不能不说刘少奇在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右倾错误的态度是消极的。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无案可翻,不宜平反,但是他们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识上的分歧所致。毛泽东侧重于认为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右倾错误,而刘少奇则侧重于认为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错误。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是犯有右倾错误的;而刘少奇则不以为然,认为在这方面还谈不上彭德怀的什么错误,彭德怀的问题主要是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问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彭德怀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当时是有着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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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8:16 | 显示全部楼层
5)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表现之五,是在对外政策上。
这表现在王稼祥等人提出了“三和一少”和毛泽东对“三和一少”的批评上。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196112月在斯德歌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议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来,毛泽东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路线”。[347]
这种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在帝、修、反一边,是关系到在国际舞台上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的重大外交战略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三和一少”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国内政策调整中提出的“三自一包”密切相关的。国内为了克服困难进行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实用主义的“三自一包”政策,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利已主义的“三和一少”政策;同时“三和一少”外交政策的推行又会反过来影响“三自一包”政策的实施。这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正是因为这样在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的时候,就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这就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第五个严重分歧。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困难形势的估计上,造成这种困难形势的原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摆脱困难,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的评价,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上。
毛泽东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缺乏经验,要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解决困难。一九五九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虽然在具体的部署上出现了失误,但是当时进行反右倾斗争是正确的,因而在彭德怀问题上没有案可翻。在国际斗争中,要站在广大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同帝、修、反进行斗争,因而“三和一少”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当时经济中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造成这个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他们认为应当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刘少奇讳言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的右倾定性,而是侧重于讲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在对外政策上,王稼祥提出了“三和一少”的政策,这会导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立足点,陷于孤立。
由此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的性质是什么?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具有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内涵?党内的这种矛盾和斗争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2、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毛泽东对这些分歧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认为这些分歧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呢?
上文我们列举了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的五个表现。这些分歧实质上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当时的形势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这两个问题上。因为在造成困难的原因上的分歧,实质上就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在彭德怀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主要表现在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定性上,这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认识差异造成的;至于“三和一少”上的分歧不过是这些分歧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而已。因而我们认为这些分歧就主要表现在关于形势的认识和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这两个问题上。
下面我们就集中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这些分歧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1)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特别是中南海西楼会议后,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形势认识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毛泽东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上的观点,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刘少奇、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这种分歧的呢?这种分歧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是如何向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阐述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的?
我们知道,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在经济形势的认识上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毛泽东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对七千人大会上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是有不同意见的。[348]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形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通过与他们协商、探讨,适时阐述自己的看法,以便使与会人员在形势的认识上趋于一致,在党内达成共识,化为今后全党的共同行动。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形势问题时,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349]
毛泽东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当时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问题,要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有有点光明?”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350]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光明一片;还是基本光明,有些问题,要抓紧解决,而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中央、省、市、专、县、社、队。实际情况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351]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中南区负责人谈话。谈到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35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正式发表讲话前,先找各大区的负责人进行吹风,了解情况,沟通思想,以便在关于形势的判断问题上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从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今年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的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经济形势在走上好转,当然这也不是他自己想当然做出的判断,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既不是一片黑暗,也并非一片光明,而基本上是光明的,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八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在谈到形势问题时,他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35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谈了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他既不赞成一片黑暗的意见,也不赞成一片光明的意见。他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经过了严重经济困难后,党内讲一片光明的人少了,而讲黑暗的人则多了,且占了上风,因而毛泽东的批评也主要指向了这部分人。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插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354]他还说: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355]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说过去作战时真正遭到大的伤亡,遇到大的困难时,往往人们不叫苦,而在遭到小的伤亡,遇到小的困难时,才大叫困难。他这样讲还是旨在说明虽然现在人们大讲困难,但是实际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已经不算是什么大困难了。
过去浮夸风盛行,夸大粮食产量,掩饰灾情,多征多购。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隐瞒粮食产量,虚报灾情,少报土地,在困难面前畏首畏尾。江西省委一位同志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更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
因而毛泽东认为这一段困难讲得太多了,过分了,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毛泽东这样讲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可以从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等地夏季粮食的增产中得到验证。[356]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重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是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357]
这里的主要问题、本质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下面我们还要谈论这些问题,此处从略。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他从历史上专门揭露黑暗的文学作品讲起,来说明自己是不赞成专讲黑暗的,是反对黑暗风的。从毛泽东关于陕西来信的评论看,他批评了信中对形势的悲观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形势发展的乐观态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358]
在这段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党内在形势认识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在形势认识上的变化,不过是说明当时形势正在好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一个实例而已。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形势问题时,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他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359]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集中论述,这个论述的基本点是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在好转。他坦言“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并简要分析了不好的原因:一是过去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二是修正主义干挠了我们对错误的纠正。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就开始改变了。经过斗争我们不仅顶住了修正主义的压力,而且促进了国内形势进一步走向好转。
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在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360]
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并且预计今年可以增产二百亿斤粮食,再有两年国民经济就可能走上轨道。后来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去年比前年好?除了“十二条”、“六十条”之外,还有物质原因,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有点经验了。[361]
我们看到,毛泽东又进一步讲了形势在不断好转的原因,除了制定了适宜的方针政策和我们有了经验外,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尽管国内的形势在走向好转,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好转还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九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发言时谈到如何看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插话说:去年比前年好些,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些。一个是公报,一个是领导干部讲话,不能一股风,讲得太好了。[362]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批评了黑暗风,说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好,形势正在走向好转,但还是要求要正视当前仍然存在的困难,不要“讲得太好了”,这表明毛泽东在形势问题上还是非常慎重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既反对将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也反对将形势说成一片光明。他认为形势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会前他通过与各大区负责人的交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希望在讨论中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上能够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实质上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映。
当时在形势的认识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光明或基本上是光明的;一种是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意见显然是占了上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产生的呢?毛泽东下面的谈话揭示了这个问题。
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36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对形势的认识与社会主义以及实行的方针、政策和世界观联系起来了。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在对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是不赞成一片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的看法的,况且讲黑暗又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自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纠“左”,到现在为止断断续续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到这个时候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纠“左”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形势还是一片黑暗或基本上是黑暗,那就说明社会主义不行。既然社会主义不行,就要实行全部单干或大部单干了。实行单干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在形势认识上的不同,就会在实行的方针政策上,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插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边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364]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人”是指陈云,因为陈云曾跟毛泽东说过实行分田到户经济恢复只需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的话。[365]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陈云。
毛泽东认为如果像陈云说的恢复需要五年、八年,那么就说明实行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而陈云又说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实现经济恢复。这就说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要优越于农村集体所有制,优越于刚刚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一旦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实行单干,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这样我们看到,对形势认识的不同,是由于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政策的分歧所致。而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又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我们说对形势认识的不同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是由于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制定了适宜的政策,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所致;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以前在纠“左”过程中制定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样四年就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形势认识上产生的分歧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分歧所致。
2)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实质上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抉择。
我们知道,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有两种克服困难的方法:一种是探索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种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那么,为什么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直接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认为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呢?这种认识到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曾经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但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如何认识的呢?他又是如何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分析和说明的呢?
我们知道,田家英、陈云、邓子恢曾经先后向毛泽东保荐过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的方式,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自己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说: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60﹪的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40﹪的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366]毛泽东听完后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又接着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367]
我们看到,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将田家英的建议提到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高度来认识,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重视和警惕。虽然毛泽东听完田家英的汇报后问了田家英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的问题,但是我们从田家英主张60﹪的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以及毛泽东的反问来分析,显然毛泽东认为田家英是主张以个体经济为主的。在毛泽东追问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时,田家英没有说实话。随后陈云的申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七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应约接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需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368]
后来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在回忆毛泽东与陈云这次谈话时说:“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369]
看来,毛泽东在与陈云谈话的时候,对陈云分田到户的意见并没有表态,是第二天才对陈云的主张表明态度的。此后毛泽东又找陈云个别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370]这说明毛泽东对陈云主张分田到户还是非常慎重的。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向毛泽东当面陈述包产到户的意见。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371]
关于邓子恢的这次汇报,据后来毛泽东说:他(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37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与邓子恢谈话时,针对实行包产到户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产生了疑问,但是邓子恢并没有回答毛泽东提出的疑问,只顾讲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说自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
同时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汇报时就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373]
尽管这样,毛泽东在听了邓子恢关于包产到户的汇报后,并没有当场表示意见,而是要邓子恢将他的报告及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一并送来,在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再做出决定。这表明毛泽东在处理邓子恢提出的包产到户问题上是极为慎重的。
正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后,毛泽东后来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子恢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374]
这个时候,安徽省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在调查研究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为包产到户辩护的信。在信中钱让能说: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毛泽东八月二日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375]
后来邓力群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你们说: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具体同毛主席怎么谈的,现在没有文字记录,但你们看了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主席的信,觉得对实行包产到户很有说服力,可是毛主席没有被说服。由此认为,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是断然拒绝的,根本不予理会。我想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376]
从邓力群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分别向毛泽东保荐分田到户或保产到户的方式,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方式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上旬,毛泽东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么样?[377]
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378]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却要解散集体经济,从这一点上来说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毛泽东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以期引起高级干部的重视和警觉。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体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379]
我们看到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觉得事态很严重”,并感到“十分不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产生的不满是何等强烈!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不是有点光明?”[380
从这段讲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看作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他实质上是说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对于非要搞包产到户的农民他主张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要耐心地启发和教育农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陈云实行分田到户四年就可以恢复的观点。
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地方中央局负责人分别进行了谈话。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说: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381]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形势是光明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从存在的问题中可以反映出国内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大事。阶级斗争的时间将是很长的,即使一百年以后也还会存在这个问题。这里毛泽东将对形势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与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了。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382]
单干就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单干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出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区、中南区负责人谈话。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383]
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极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搞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的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384]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陈云和田家英,他们是主张分田到户的。毛泽东在同地方中央局负责人交谈时说到一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娶小老婆,这些已经被消灭的东西还会卷土重来。他说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要勉强他们转过来,等到两极分化出现了,在事实面前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毛泽东谈了自己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方面的底线,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但是要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他是不赞成的。他用“党内势必分裂”来表达自己在这方面的坚定态度。他让大家在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上再议一议。
在同地方各中央局负责人吹风后,毛泽东八月六日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谈了单干问题。
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引者注)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385]
在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估计一下,全国闹单干的农民到底有多少。他认为坚持集体化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是关系到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当然对于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农民,暂时不要强迫他们去纠正,但是要注意对他们做工作,引导他们逐渐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因而这次会议上要做一个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文件。
八月九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386]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387]
在这段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集体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巩固要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共产党应该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也代表一部分富裕农民的利益,因而就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会很快产生两极分化,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少数人富裕起来,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娶小老婆,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的破产,其中包括四属户、五保护,而这些人却是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基础。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就会发生变化,那就会产生共产党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的疑问了,共产党也就存在变质的危险。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多次插话。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刘少奇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388]
刘少奇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检讨的性质,承认当时对形势和单干的估计是不准确的。毛泽东的插话则用事实来反驳当时的这些估计,他进一步指出形势好转的原因还是由于在坚持人民公社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
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还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边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389]他还说: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390]
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举过去军队作战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单干风越到上边风越大。他认为如果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调整了政策后,困难没有得到克服或者政策长期不见成效,那就说明这些政策措施不行,需要另搞一套,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山东、江西等地夏收的增产就是政策调整的结果。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反映的动向应该引起注意。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经济,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毛泽东传》作者注),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391]
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共产党内在农业发展上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走集体化道路;一条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走小农经济之路。从毛泽东的谈话看,地方许多领导人是要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但是田家英却不想修改。毛泽东点了田家英的名。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392]
毛泽东用山东、江西、河南等地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来驳斥钱让能包产到户的主张,更有说服力。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这初步说明走集体化道路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393]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394]
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这是确定无疑的,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已经调整了政策,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方针政策对头了。这样不仅会比较快地克服困难,还会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田家英连一个公社都没有调查完,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这种调查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建议邓子恢看一看,过一两年到底是集体化好,还是包产到户好,自然就见分晓了嘛。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395]
这里毛泽东阐发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他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不是单纯为了生产去讲生产,而是把发展生产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系中去考察,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体现了毛泽东宏大的视野和对唯物史观的精辟见解。同时,他相信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制定的方针政策,会在两三年内使农业恢复过来。随后经济迅速恢复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到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时,毛泽东插话说: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单干。他认为这是由于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396]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主张断然不可接受,但是他还是认为这是由于不懂马列主义造成的,是把它作为认识问题来看待的。过几年形势好了,这些人就可能改变过来。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谈到如何对待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户时,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397]
对于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户,由于不过百分之十几,毛泽东主张不要强迫他们,批评他们走台湾道路,但是要指出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通过做工作,使他们逐渐组织起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这也是一个对待包产到户农民的政策问题。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北京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全会期间,不论是在与地方中央局负责人的交谈中,还是在中心小组和大会的讲话中,或者在会议上别人发言的插话中,他将坚持集体化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反复阐明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以期引起与会高级干部的警惕和思考。
毛泽东认为如果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最终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他认为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心由之路。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反对全部或大部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表示了坚定的态度,决不退让。当然他又说农村有百分之十几的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是可以的,对于已经搞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不要强迫他们改过来,但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告诉他们这个方向是不正确的,要逐渐把他们引导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认为从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经过政策的调整,在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农业生产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恢复和发展,根本不需要五年、八年。他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山东、河南、江西等地的夏收就可以提供初步的验证。一九六四年底经济的全面恢复又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这个判断。
      毛泽东为什么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种说法到底是他个人一种主观的武断呢,还是有着现实的依据?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到底有没有合理性的内涵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分析分田到户问题。
早在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互助合作的谈话中就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随后十一月四日他又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398]
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发展的方向上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通过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搞农业合作化。因而搞不搞农业合作化是直接关系到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399]
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资金积累和广阔的市场,而农业合作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和资金积累,而且还为农业机械化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农业机械化的实施,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兴建,不仅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和资金积累,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这样就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积累和更广阔的市场。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市场。由此就形成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而其决定点则是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坚决主张进行农业合作化,在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同时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也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见前文的分析)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是否实现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不仅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分田到户是陈云、田家英倡导的,并且业已获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分田到户,不仅解散了人民公社,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且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这就必然瓦解集体所有制经济,实际上又使农村退回到了土地改革后至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前的状况,恢复了农民土地私有制,这就首先在农村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随着土地的买卖,高利贷的放行,大量的贫苦农民就会失去土地,陷于破产,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已经被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趁机复活,农村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阶级分化。贫下中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面对贫下中农基本生产资料的丧失,地位的衰落,生活的日益贫困化,共产党不仅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还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会从根本上失去农民阶级的支持,这将严重动摇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并最终会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就是土地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买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封建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农民往往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而中国农民土地私有制的性质不仅难以抑制土地兼并,反而为土地兼并大开方便之门。这样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天然后备军,任何强大的王朝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也往往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
共产党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导致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规模崛起,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导致广大工农群众又一次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从而酿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就说明共产党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蜕变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的成果也必然是付诸于东流了。
下面我们来分析包产到户。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邓子恢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他认为“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400]但是在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毛泽东针对他宣扬的包产到户,提了几个问题,不料邓子恢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能够作出回答,以致于毛泽东后来说他受了邓子恢一个半钟头的训。[401]
应该说,邓子恢主张的包产到户与陈云、田家英主张的分田到户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其码在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上还是公有制,但是在生产工具、劳动形式、分配方式及对两极分化的影响等方面与分田到户又很难说有什么不同。尽管邓子恢对毛泽东说这不是单干,但是毛泽东却毫不理会,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邓子恢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40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否认经营管理的责任制,对于在实践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责任制和管理方法,毛泽东是赞成的。比如八月二日晚,他在与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就说: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403]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否认责任制,对生产过程中提出一些先进管理方法,他是支持和肯定的,他反对的是邓子恢讲的那种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们今天需要弄明白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子恢讲的包产到户,在实行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到底对不对呢?
由于我们前文在研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三次斗争的时候,已经对包产到户瓦解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问题做过分析,因而现在我们就简要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这还要从毛泽东关于包产到户的一个谈话说起。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对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404]
从毛泽东的这个谈话看,他认为一旦实行包产到户,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解体,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就会大量涌现。这样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这是因为集体经济的瓦解使工业品失去了销售市场的缘故。工业公有制经济就会出现停滞、亏损、萎缩的发展态势,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发生变化,在中国经济中失去统治地位。这样随着公有制的失去,私有制必然是大规模的发展,两极分化会很快出现,广大工农群众就会沦为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内外夹攻,共产党拿什么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巩固国防,那样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灾难就要来临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述的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不幸地看到毛泽东的预言在一九七八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验证。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先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引发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一九八五年后,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国有企业三分之一赢利,三分之一赢亏相当,三分之一亏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国有企业出现了全面亏损。于是有人提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的论断。只要把关系经济命脉的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就能够保证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股份化改造,开启了国企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又先后制定了新旧三十六条,要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又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义,引进“民间资本”,将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又以“土地流转”的名义,由资本对农业进行规模经营,将农民剥离土地,在土地私有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急剧下降,私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私有制经济从产值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并且正在向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进军。这个期间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基尼系数直逼国际警戒线。广大工农群众纷纷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由一种可能正在向现实的方向迅速推进。开放后,到二○○五年,中国已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有二十一个已经被外国控股,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峻,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有人可能会说,不论是实行包产到户还是分田到户,这是为了使经济早日恢复的权宜之计,并非存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旦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可以转到集体化的道路上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进行的辩解,与事实相去甚远,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里关健的问题是,当时依靠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到底能不能较快地克服困难呢?如果不能够较快地克服困难,那么他们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倒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较快地克服困难,却仍然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那么他们这样做就是别有用心的。从后来经济恢复的事实中我们看到,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一九六四年底就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就表明经过集体化的方式是可以较快地克服困难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抛弃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刚刚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呢?
难道这仅仅是他们认识的问题吗?
其实不然。一九六五在农业生产已经恢复的情况下,刘少奇还想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证据,来证明他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搞集体化是不适宜的。[405]一九七八年后,在农业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邓小平、陈云又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方式。现在有人却以政策的连续性为由,在农业机械化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就是反对采取集体化的方式,却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将土地经营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由此我们说,一九六二年党内有些人以当时农业生产困难为由,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待以后农业生产恢复后再实行集体化的说法是言不由衷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而不是农业集体化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他们又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缺乏深刻的分析和足够的估计,因而毛泽东及时发出这样做就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预警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历史以其固有的惯性按照其自身运动的逻辑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变化着。对照当年毛泽东的预言,反观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态势,我们不能不对当年毛泽东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政治远见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折服!可是当时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洞悉这位人民领袖和伟大导师的良苦用心呢?正是由于他们思想的蒙昧和茅塞未开,才没有形成遏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行动,才会出现由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这不由得使我们发出这样的概叹:莫非广大的工农大众只有在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境地后,才会在切身的体悟下,产生深刻的认知,萌发高度的阶级觉悟,真正把握自身的命运,变成自觉的阶级吗?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不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包产到户都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打破了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之间的有序循环,导致国有制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出现动摇,并进而引发国有制经济的大面积解体。这样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急剧下降,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占的比重就会急剧上升,并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基础,就会要求什么性质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并且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上业已复辟。在经济基础上已经复辟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求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从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已经初见端倪。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认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上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
3、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前文我们研究了毛泽东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出现的严重分歧的分析,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通过对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现象的深入分析,不仅使毛泽东对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的科学论断。
1)从一九六二年党内高层的分歧出发,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知道,不论是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还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已经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存在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党内出现的一系列分歧,说明党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存在着严重的党内斗争。这种党内斗争,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还是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呢?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这些分歧和斗争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因而我们说这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
那么,党内的阶级斗争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党内阶级斗争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阶级斗争是对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党内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因而我们要分析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就必须分析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并进一步把握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之间的能动关系。
毛泽东就是从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认为党内斗争已经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又一次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以期引起全党的警觉和注意。
为了使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有思想准备,能够对这个问题能够进行研究与思考,毛泽东事前采取会前“吹风”的方式,与他们进行谈话,调查了解情况,提出问题,交换意见,以便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在党内取得共识。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406]
这里毛泽东从国际上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到国内出现的右倾出发,鲜明地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领导权掌握在那一个阶级手中,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维护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党内右的苗头的出现,说明革命领导权已被资产阶级侵蚀,如果不注意,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失去领导权。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失去,无产阶级专政也必将被颠覆。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是为了向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敲响警钟,避免这种悲剧的出现。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说: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407]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当时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国内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斗争经历的时间很长,一百年后还会存在这个问题。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地区党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408]
其实,单干道路就是在农业发展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这次会议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又进一步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有修正主义,因而现在我们重视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必要的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与华东区、中南区负责人谈话。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409]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410]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411]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412]
在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解释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他说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与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关于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谈话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说阶级斗争要贯穿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存在,就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实行分田到户,把五亿多农民变成小生产者,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分田到户,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小资产阶级专政。因而毛泽东提出了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先和大区的负责人就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谈了话。在谈话中他提出了问题,引导大区的负责同志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在与大区负责同志初步沟通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到阶级问题时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413]
这是毛泽东向大区负责人调研后,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发表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讲话。他首先让大家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苏联赫鲁晓夫说没有阶级了,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在我们国家适用不适用?他要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维护阶级利益和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不会出现“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这样讲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这并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发现,我们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听说国内有阶级存在,为之大吃一惊。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也存在着同赫鲁晓夫相似的观点。不过毛泽东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只是把它看作党内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已,说的很含蓄,没有点名罢了。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阶级矛盾虽然是对抗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阶级矛盾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而且还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矛盾解决了,但是还会有别的矛盾继续存在的。
阶级是由阶层组成的。农民阶级中闹单干的是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发生阶级分化,新生的剥削阶级就会产生。这就要求共产党注意做工作,巩固集体经济,防止出现阶级分化,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
毛泽东从会议的进程中发现,在讨论过程中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于是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414]
我们看到,毛泽东注意到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与会人员只是抓住具体问题,而没有从具体问题的剖析中来发现潜藏在其中的普遍问题。没有抓住普遍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其中的规律,这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纲挈领,抓住本质,毛泽东才特别强调要承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阶级矛盾,而且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矛盾。因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仅要处理好阶级矛盾,还要解决好其他形式的矛盾。因而八月九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415]八月十一日,在提到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416]
虽然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苏联有现成的经验,但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使社会主义更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们还没有经验。这就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艰辛的探索。在探索中,出现一些曲折,这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抓住矛盾,进行剖析,发现其中的规律。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41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后,还是得到了回应的,与会的高级干部中还是有人理解并认同毛泽东的观点的。当然这也并非是个别人,不然的话,毛泽东的观点又怎么会能够在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毛泽东讲到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为了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既然这样,那他为什么还要强调阶级斗争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孤立地考虑如何发展生产,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来探索如何发展生产的。发展生产,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要想使我国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和按劳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存在。因而要想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除了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外,还要在上层建筑上(即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就要进行阶级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和特点会与以前有重大不同。只有在上层建筑上开展了正确的阶级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否则的话,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看来,毛泽东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将视野局限在狭隘的生产领域内,走唯生产力的路线,而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中来谋求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然在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方面,还没有经验可循,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出一些乱子,走一段曲折的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怕走弯路,就不敢进行这种探索和研究;也不能因为走了一些弯路就否定这种探索和研究。这就需要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两者结合的正确之路。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418]
这里毛泽东指出了党内存在淡化阶级斗争的倾向。他认为现在进行的阶级斗争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敌我之间泾渭分明,比较容易鉴别。现在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与潜藏在自己意识深处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与破坏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是敌对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因而既要认识到从事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又要认识到进行这种斗争的复杂性;既不能用过去的阶级斗争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斗争,说现在根本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也不能用过去的阶级斗争方法来进行今天的斗争。要认识到今天的斗争与过去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虽然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在斗争的方式及特点等方面是有着重大不同的。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在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419]
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借用别人的话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自己对这种说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马克思公然宣称他创立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服务的,因而也是有阶级性的。经过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来。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推动整个工作的开展。不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难以推动整个工作,还会走到邪路上去。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阶级问题时说:“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420]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接着他引用列宁的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原因。这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还存在,同时本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及从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中生长着的资产阶级分子依然存在,正是由于这样,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建立了,阶级斗争却仍然存在。同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经历过几次封建王朝的复辟活动。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会议讲一次,不仅老干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尤其要对青年人进行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在这方面要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彻底,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也由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和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进行阶级斗争。这个时期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前进行的阶级斗争虽然在本质上相同,但是在斗争的形式、特点等方面又有着重大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党探索在新的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这个时期所讲的阶级斗争是指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搞好了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黑暗风实际上体现了对农村集体化道路的一种悲观情绪,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表现。黑暗风必然导致单干风。单干风则会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造成新的阶级分化,使已经消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产生出来,因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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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49:56 | 显示全部楼层
2)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和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出现资产阶级分子,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出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和党内可以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
      资产阶级分子就在党内。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一定条件下,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社会上也会在党内产生出来。党内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手中掌握着权力,会通过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这应该引导全党的高度警觉和注意。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说: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421]
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发现,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因而才提出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
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背景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他们又怎么会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呢?这样在发展中就会极容易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毛泽东不论是在一九五九年批评彭德怀,还是这一次批评邓子恢,说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其实在党内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仅仅是他们两位,而是相当多的,他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这使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在邓小平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人是可以变嘛,坏的可以变好,好的还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有一条和苏联不同,就是不开刀。斯大林就是不该杀人。[422]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变化的。过去英勇斗争的革命者,在新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当了叛徒和走狗。
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严重的党内斗争,形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一般情况下,我们党把阶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效避免扩大化,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既要防范别人,更要严格自我约束,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423]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内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各级领导权,不就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了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党内走资派的观点由此萌芽。
如果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这些人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把持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由此产生的党内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难道说这不就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吗?
从文献资料中显示刘少奇也认为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四清运动期间他又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等方面与毛泽东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在研究四清运动的时候我们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光有才干不行,还必须有马列主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总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吧!自由市场,对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开放自由市场,有一定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424]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开放自由市场虽然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这是对我们党员干部的一个严峻考验。他强调干部要懂得马列主义,要有坚持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现在党的队伍存在严重问题,要通过整顿党的队伍,清除几百万不合格的党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战斗力,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组织保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由于党内相当多的干部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可以变化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严重的党内斗争。这个斗争就不仅仅是认识的分歧,而且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就需要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顿工作,教育乃至清除党内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中共党内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乃至于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引起的,毛泽东将这看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恶化,我们党正在进行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赫鲁晓夫就是搞了修正主义,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而我们党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却要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不仅令人产生疑问: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真正地反修防修呢?
对于这个问题,邓力群后来回忆道:“会上王稼祥同志讲,这个问题不简单,我们批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是赫鲁晓夫到现在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我们反修正主义的人,反而让农民分田到户了。”[425]
“毛主席在北京批评田家英后,王稼祥说,我们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我们解散人民公社,人家会怎么说我们?在北戴河起草文件的时候,谈到分田到户是否作为征求意见的一条,有不同的主张。我曾说过,我们一直批评铁托搞修正主义,重要根据之一是他解散集体农庄,现在我们搞分田到户,人家反过来问我们:这是不是叫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回答?田家英说:我们自己秘密地干,干了一段以后,重新恢复集体化。我又问他,几亿人民的事情,你能够保住秘密?能不让人家知道?田家英的奇想令人难以理解。他主张分田到户,可是反对包产到户,反对邓子恢的主张,反对曾希圣的做法。”[426]
从邓力群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我们党批评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但是尽管他搞了修正主义,也没有解散集体农庄,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经济。我们批评铁托搞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他解散了集体农庄。如果我们党搞了分田到户,解散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那算不算走了修正主义道路呢?搞了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没有解散集体农民,而反对修正主义的我们党却搞了分田到户,解散了集体经济,赫鲁晓夫可能要问:到底是谁在搞修正主义呢?
这就会使我们党陷于极大的被动,反修防修也就难以开展下去了。王稼祥和邓力群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而田家英的说法则是幼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他对中国出修正主义是什么态度呢?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427]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可能出修正主义的。当然如果我们反修防修搞得好,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不要紧,从辩证法来看,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最后也要被马列主义所否定。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乐观的,言谈话语中显示出人民领袖的豁达、深邃和睿智。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矛盾问题时说:“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428]
毛泽东讲的这一系列矛盾,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人民和帝修反的矛盾。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今天的修正主义。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除了工作问题外,就是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从八届十中全会公布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讨论阶级斗争的时候,虽然也讲到了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但是会议批判的重点是党内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讨论的是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虽然毛泽东从党内的团结出发,没有直接说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就是修正主义,但是从会议期间对这三风的批判,会后中国农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发展来分析,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这三风作为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的苗头和若干迹象来看待的。这还可以从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的讲话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429]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这两次会议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党内会出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也提出了中国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
党内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如果党内的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掌握了权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后来他讲的走资派的萌芽,因而才在四清和文革期间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对是否会现修正主义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只是放在可能出也可能不出两个方面来考虑,当然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将这个问题看的很迫切,认为中国面临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危险。
3)对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若干思考。
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到底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呢,还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分歧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呢? 我们现在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下面一个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讲到消灭阶级问题时说: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430]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认为阶级可以划分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经济剥削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仍然存在。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解决这两条战线上的阶级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将阶级划分为经济剥削上的阶级和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是因为在阶级的划分上他采取了不同的标准。这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臆造,而是他以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单有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须同时要有上层建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已经消灭了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又会大规模地卷土重来。因而即使在经济基础(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主要指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标志着阶级矛盾在这个领域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在上层建筑上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还是主要矛盾,这就需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鉴于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能取得胜利,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还会得而得失,因而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为了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就必须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进行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形式及特点上有什么不同呢?在阶级的划分标准上又有没有区别呢?
我们注意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虽然本质上相同,但是在划分的标准上是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战线上的阶级划分,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标准,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划分,却不是这样,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
经济战线(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上的阶级斗争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斗争的对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斗争的直接目的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这个领域(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就基本结束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斗争的对象是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人民政权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斗争的直接目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人的世界观,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这样看来,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范围、斗争的对象及斗争的直接目的上是存在重大不同的,因而在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形式及特点上也会表现出重大区别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区别以后我们还要详细论述,此处从略。)
当然,如果按照传统的划分标准(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更不用说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经济战线上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弄清楚了这个问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明白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划分标准的不同以后,就容易理解党内因何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了。
正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划分是以思想意识和世界观作为标准,与以前的阶级划分标准有重大不同,因而即使在个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党内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分子,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以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复辟资本主义。
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党内所有的分歧都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呢?
当然也不是。党内出现的分歧,有些属于认识的分歧,有些则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这就要求我们将认识的分歧与阶级斗争的分歧区分开来。既不要把党内的一般认识分歧说成阶级斗争的分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犯“左”的错误;也不要把阶级斗争的分歧当作一般的认识分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前,缺乏阶级警惕和敏锐性,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犯右的错误。
那么,如何将党内基于认识的分歧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区别开来呢?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到底是一般的认识分歧呢,还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呢?
区分的根本标准还是看这种分歧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上。对形势的估计也是由于恢复农业生产措施的分歧造成的,因而我们就主要从农业生产恢复措施的分歧上来分析这个问题。这种分歧表现在是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上。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由于失去了市场,也会逐步走向解体。这样随着公有制经济的瓦解,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又会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出现。这必将导致严重的阶级斗争。
本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导致社会出现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后,阶级斗争不论从斗争的规模还是激烈程度上,都会同以前相比有重大不同。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并进一步篡夺党的领导权,制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说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这是发生在党内的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4、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却先后发生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和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右倾,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
(1)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这条基本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否则的话,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还会得而复失。因而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作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他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431]这就为区分和处理阶级矛盾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思想指导。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产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是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争论从实质上说就是走不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性质上说则是一次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表明党内乃至高层存在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保证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对庐山会议进行的斗争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但最终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
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严重分歧,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实际上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瓦解了农村集体经济。这是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更为严重的事件。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问题的性质显得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将这个事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又采取了比庐山会议更为平和的方式予以处理,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保证了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
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的右派进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右倾的回顾,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揭示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修正主义的内在联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2)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的涵义及要点。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这两次会议期间的讲话、谈话特别是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会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公报引文下方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引者注)[432]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引文中加重点号的文字为毛泽东在审阅公报草案时加写的文字。[433]至于引文中“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述,显然是出自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34]其余的文字则是公报草案起草人员根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谈话整理成文的。因而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435]
后来这一段话也被称作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确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436]本文在研究中采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提法。
既然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集中概括,那么,这条基本路线的涵义及其表述的要点又是什么呢?
这条路线的基本涵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展开各项工作。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包括四个要点:
      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
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至于这个时期到底存在多长时间,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国内外条件及诸多力量的斗争决定的,因而毛泽东只是作了一个大概的估计,说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是说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还存在阶级斗争,这是由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在国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还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在人民中也有一些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同时国际资产阶级也对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企图进行和平演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由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还不巩固,旧的反动守旧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但还在社会的许多领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国内外还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多因素,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紧张,有时缓和,有时激烈,有时平稳,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样就揭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修正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由此我们看到,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涵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要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时间,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的特点,阶级斗争的影响。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探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结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其确立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并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5、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分歧还要严重,但是却没有导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激烈争论和斗争,也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患,最终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以处理的历史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党内分歧,从性质上来说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争论还要严重。因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产生的分歧的实质是有人要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有人不仅要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要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这样就使农村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的发展状况。
尽管如此,从两次党内分歧的处理结果来看,却迥然不同: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随后发起了反右倾运动,刚刚纠正的“左”的错误又泛滥开来,成为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会议讨论,最后以比较平缓的方式来解决了内部的分歧,避免了一次倒退,使中国农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将信看得有多么严重,认为是正常的,不过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最后才导致了那样的结局。对于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有意见的,以致于事隔多年他还在讲话中带着几分怨气地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437]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特别是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如果一旦付诸于实施,就会又使中国的农村退到了一九五三年前的状况。对这个问题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地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恰好这个时候陈云同志也在青浦县的小蒸公社亲自作了比较系统的、详细的调查,其中向包括他当年搞农民运动的老朋友。那些人都讲:现在还不够,还应该退到分田到户。陈云同志也有了同田家英一样的看法。田家英讲农民有这个意见,陈云同志讲我们这儿的农民也有这个意见。他们两人的看法一致。田家英回到北京,时间是6月中旬还是上旬,我记不清了,首先给少奇同志汇报。少奇感觉到这是个大问题,说毛主席现在在外地,你先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田家英同毛主席一联系,主席讲他很快就要回去了,有什么情况,等回到北京后再说。在这个期间,少奇同志还对田家英讲,你可以在北京范围里听听意见,但是不要说我同意了。于是田家英找了邓小平、林彪,周总理那时在东北,陈云还没有回来。实际上,除了陈云外,常委中又增加了三个人同意。6月二十几号,陈云同志从外地回来了,分别同少奇同志,找林彪、找邓小平征求意见。他们都同意,赞成分田到户。到了6月底,周总理也回来了,陈云征求意见,周总理也表示同意。朱总司令那个时候不太管事。七个常委,除了总司令,刘少奇同意、周总理同意、邓小平同意、林彪同意、陈云同意,六个常委中有五个同意分田到户。”[438]
我们看到,邓力群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在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基本事实。从回忆中看,他认为周恩来是同意分田到户的。但有的文献资料上说,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示意见;还有的文献资料上说,周恩来一开始没有对分田到户表示意见,过了一两天又表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在分田到户上的真实态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因而本文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态度时,只是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这样的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全会的召开,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却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获得了解决,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究斗争艺术,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党内的分歧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从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分析中,已经认定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尽管他在七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又在八月五日在北戴河与华东组和中南组负责人谈话时说过如果全部或大部分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党内势必分裂的话,[439]但是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轻易放弃原则,简单地服从多数常委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也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党内公布,而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终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党内的分歧。这既表明毛泽东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反映出他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这个问题处理上的慎重态度。
那么,毛泽东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方面的分歧呢?我们下面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会议的发展方向,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弄清思想,统一认识,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好准备。
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是持赞成态度的。当然也并不仅仅是这几位常委,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不少高级领导干部的想法,而且在地方上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通过讨论,使人们认识到单干道路走不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上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向地方中央局负责人吹风,通过与他们座谈,了解情况,沟通思想,掌握动态,为开好会议创造条件。
在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前,为了了解参加会议的地方中央局负责人的思想动态,使他们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个心理准备,引导他们对现实中出现的党内分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与参加会议的地方中央局负责人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日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提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彭真、陈伯达、罗瑞卿、王任重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谈了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三日下午,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下午,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八月五日,同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440]
在同地方中央局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后,毛泽东才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了点题的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后来毛泽东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441]
为了激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讨论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大家所要讨论的题目,除了“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外,在这次会议上他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讲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其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畅所欲言,发扬民主,在讨论中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增强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觉性。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前,先找地方负责人进行谈话,了解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他们中间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模糊认识予以澄清,使他们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信心,端正方向。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二,是成立中心小组,采取大会、中心小组和小组三级会议的方式,通过民主讨论,及时把握会议动向,研究解决问题,推动会议的进程。
八月三日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决定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 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成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442]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44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虽然成立中心小组是刘少奇提议的,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方法好,于是经过常委讨论,就采用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会议成立中心小组和小组,就是为了能够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以便更好地讨论这些文件。从会议的进程看,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既可以把各小组会议上讨论的情况及时反映到中央常委,又可以对各小组的讨论及时给予指导,以便于解决会议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再召开大会予以解决。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三,是根据会议动向,采取必要措施,及时予以指导,使会议讨论沿着预定的轨道发展。
毛泽东在八月六日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发现各组在讨论过程中还是就事论事,集中于一些具体问题,而没有深入到这些问题的本质,揭示出隐藏在这些问题后面的规律。
因而毛泽东才在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444]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为了使参加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理解他所作的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能够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使会议沿着预定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又在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五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445]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讲话后,密切注意着会议的进程,根据会议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使会议讨论沿着讲话的方向发展。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规律。这是会议能够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使会议开好,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之四,是通过较长的会期,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在打通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再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围绕八届十中全会的议题,先后召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为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准备。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正如毛泽东在二十四日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446]
由此我们看到,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为了开好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先后开了两个月之久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这两个会议期间,与会高级干部围绕八届十中全会的议题,在毛泽东八月六日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的指导下,经过民主讨论,逐渐统一了思想认识,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分歧问题。为了使会议能够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他向地方负责人吹风,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会议采取大会、中心小组和小组讨论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推动会议的进程;根据会议动态,他及时采取措施,引导着会议讨论向着预定的方向发展;为了保证讨论的充分和取得实际成果,他决定采取较长的会期。这样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就作好了准备。  
      以起草并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为突破口,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反击单干风,推动人们认识的转变,是扭转当时斗争态势的重要手段。
在田家英七月六日向毛泽东当面提议实行分田到户后,尽管田家英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在同一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也直接向他当面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瓦解集体经济,因而为了遏制这股单干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447]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还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448]
针对当时出现的单干风,毛泽东提出要作出一个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业生产的决定。这样,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也就集中在是否搞这个决定上。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决定的起草、讨论并最后通过,来反击单干风,扭转当时的斗争态势,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达到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因而这个决定的起草并通过与否也就成为进行斗争的标尺。
      用困难省份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批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使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党内同志放弃原先的主张,走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
当时全国有一部分省已经开始实施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作法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是如何扭转这种风潮的呢?
毛泽东首先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东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来说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449]
毛泽东回京的当天(七月六日),田家英、陈云接连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450]
由此我们看到,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在单干风上一边倒的状况,毛泽东用河南、山东、江西、河北、湖南等地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恢复的事实来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不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上,也是可以克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农业生产的。
抓住地方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材料,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地方党委讨论,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坚定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
这个纪录介绍了目前龙胜县全部生产队中,大约有60—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纪录对全县存在的五种生产管理形式的性质、对生产的作用、利弊得失及农民的接受程度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要根据集体经济的四个特征来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最后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根据自愿和示范的原则,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同志们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451]
我们看到,毛泽东发现陶铸报送的广西龙胜县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材料后,极为赞赏,认为不论是在材料中所作的分析,还是分析后提出的意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的一个范例。因而在阅后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地方党委讨论,进一步探讨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方法,坚定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田家英、陈云、邓子恢亲自向毛泽东提议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表明他们对于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信心不足,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存在疑虑。为了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化,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将新华社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期上,在第五页刊登的波兰《政治》周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摘要批示给他们参阅。
这篇文章说,农业小组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组织,目前这是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中心环节。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是建立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他们将在农业小组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毛泽东阅后批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452]
我们看到,毛泽东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通过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事实材料来说服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使他们认识到走集体化道路,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也是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不仅将反映集体经济发展的正面材料印发给会议及地方党委和相关同志阅读和讨论,而且对于提倡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材料也同样印发会议讨论。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其中一份是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保荐责任田的信。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田到人,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八月二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453]
从毛泽东将钱让能的信印发会议讨论来看,他没有利用职权压制包产到户的意见,而是将这种主张付诸于会议讨论,希望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得出正确的认识。
钱让能给毛泽东写的这封提倡包产到户的信,就是在几十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454]但毛泽东却没有被说服,这是因为他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认识到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钱让能的信印发会议后,还是在会议期间引起了讨论。比如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的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455]
由此我们看到,会议期间人们对钱让能的信进行了讨论。毛泽东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希望通过讨论使与会的高级干部在思想上取得统一认识,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起来。
另一份文献资料是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向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报告。这份报告说,农村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还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基层干部、社员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生产队组织长期的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八月十六日在胡开明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456]
毛泽东不仅将胡开明的报告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还亲自征求地方负责同志的意见。八月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457]
我们看到,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认为胡开明主张的包产到组,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从他转述的胡开明的互助组和初级社是农村的黄金时代的观点来看,胡开明对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是持否定态度的。毛泽东指出了胡开明只讲到了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问题,因而他的观点是片面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毛泽东说他与邓子恢谈话是挨邓子恢的训,因为邓子恢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来看[458],我们可以说,不论是胡开明还是邓子恢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他们都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全面深刻地分析问题,因而他们的观点带有几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色彩。
从毛泽东向会议印发钱让能的信和胡开明的报告来看,他是重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的。对于这方面的材料他并没有视而不见,采取压制态度,而是将这些材料印发会议讨论。他希望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能够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为了进一步说服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认清是非,转变思想认识,毛泽东又将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材料印发会议讨论。我们看下面两份文献资料。
八月二日毛泽东将《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报道》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该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他们在工业、农业、内外贸易、财政、南盟的组织和政治思想等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他们烦恼的重大问题。他在批示中写道:“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459]
八月二日,毛泽东将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南斯拉夫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一篇新华社通讯印发会议。通讯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二十三日透露,最近召开的南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此前铁托发表的几次讲话,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的不满。毛泽东批示:“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460]
毛泽东将南斯拉夫的两份材料印发会议讨论是有深意的。当时我们党认为南斯拉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解散了集体农庄。[461]毛泽东将反映南斯拉夫解散集体农庄后经济上出现困难局面的两份材料印发会议,是为了要大家特别是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汲取教训,认识到走单干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还是要回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
为了使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如何搞好集体化农业有更深入的认识,毛泽东还将美国农业资本家评论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材料印发会议讨论。
这个材料就是《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该文介绍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这一期刊载的该杂志记者对衣阿华州农场主加斯特的访问记。访问记说,据加斯特看来,苏联农业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直到一九五五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一九五五年的苏联农业大致相当于美国农业一九三○年达到的水平。赫鲁晓夫的真正问题是对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另一个根本问题是,苏联没有美国这样的运输网。苏联有了适当的投资,就能够以与美国同样的百分比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在一九七○年能够把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从目前的百分之四十或五十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二十。但在大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上,苏联总也赶不上美国,因为苏联的耕作季节太短,气候太干燥。赫鲁晓夫应该冷却军备竞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毛泽东八月二日作出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印发各同志。”[462]
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到,加斯特认为,苏联农业方面的根本问题是投资少和缺乏便利的运输网。抛开美苏气候条件差异,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农业上苏联是可以取得和美国同样的生产效率的。毛泽东向会议印发这个材料,无疑是为了提醒全党同志要以赫鲁晓夫的教训为戒,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是告诫那些宣扬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在同样的情况下,集体化的农业并不比私有化的农业缺乏效率,他们宣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
从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采用农业生产恢复的事实,还批转农村集体经济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同时还将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方面的相关材料印发会议讨论,就是要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说服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同志转变态度,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发展农业集体化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通过地方负责人主张走集体化道路,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言行,来进一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转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知道,当时中央政治局中的多数常委已经表示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让地方负责人讲话,通过他们的言行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提高认识,放弃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转到集体化道路上来。
后来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对此曾有一个评论,我们引述如下:
“这种情况之下(指当时五名常委赞成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引者注),如果正式开会是个什么结果,六名常委中,五名赞成,只有一人不赞成。毛主席采用老办法,就是他过去讲的,中央犯错误,就让地方来造反。他听了陈云、邓子恢的谈话后,立刻找河南省、山东省的同志,还有几个省的同志,到北京来议论搞集体还是搞单干的问题。大家说搞集体,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于是,毛主席让陈伯达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交中央传阅,并发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征求意见。陈云同志非常敏锐,看到这个决定草案后,马上写信给邓小平和毛主席,表示同意。”[463]
从邓力群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也认为毛泽东是采取让地方负责人发表意见的方式,来推动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转化的。从前文引述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曾让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找河南、山东、江西省委的负责人了解这些受灾比较严重的省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的情况。[464]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印发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地两级党委讨论。[465]这是一个如何分析和办好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范例。
当时形势在明显地好转中,特别是六二年夏收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个判断。可是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讲困难、讲缺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六二年的夏收不如去年,地方上有不少领导同志对此是有意见的。
六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话,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466]
七月二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也曾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467]
我们看到,当时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前一段时间老是讲困难、讲错误是有意见的。因为在制定了农村“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如果形势还是没有好转,困难仍然那么严重,那就说明农村集体化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了。因而对形势认识的不同,直接关系到是走集体化道路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正是由于从这些地方领导同志的不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集体化道路的认同和支持,毛泽东才鼓励他们发言,希望以他们的言行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
毛泽东还通过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地方领导同志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来反击黑暗风和单干风,进一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李井泉在发言时谈了单干后的两极分化问题。
八月十三日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时批评了钱让能的信,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又讲了要抓生产问题。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468]
这样通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使党内在形势的认识和克服困难的措施方面逐渐形成一致意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要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找地方负责人了解情况,还是批发地方关于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座谈会记录,以及支持地方负责人对中央有人讲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不同意见,或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鼓励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发言,他的根本目的总是一致的,就是希望通过地方负责人的言行,来推动中央领导同志及其他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改变态度,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并没有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分歧,也没有在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常委点名批评,在处理问题时讲究策略,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经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最终扭转了党内高层出现的右倾,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当然是党内出现的一股右的倾向,毛泽东当时是怎样处理的呢?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这样评述道:“八届十中全会前是确有右倾,而且很严重。当时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陈云、邓小平、刘少奇、林彪都同意,周恩来去东北调查还没回来。六个常委,四个同意,除朱德外,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坚持。如果当时不顶住,分田到户一来,已经调整好的生产关系、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一下子就可能瓦解。问题多么严重啊!当时领导集体的多数同意分田,而且有的常委说,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准备分配土地。但毛主席对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他首先对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纪录写了批语,发到各级党委。陈云非常好,马上写信表示赞成,各地也纷纷表示拥护。然后在1962725日到824日开北戴河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与陈云个别谈话,批评了陈云。(这是在会议初期,大概在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之间,因为在七月三十一日陈云通过邓小平报经毛泽东同意就因病休养了。[469]—引者注)作为常委同意分田,应该批评,可是批评得太过分了。但无论大会、小会,毛主席从来没有点陈云的名,因为陈云只是给主席讲,而没有到处宣传分田的主张。田家英是最早提出分田到户的,毛主席在会上批评了他,但说他在组织上没错误。毛主席说,是我派他到农村调查的,他回来向我汇报了农民的意见,所以他在组织上没有错,是意见错了。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没顶住,但会上也没有讲。也没点邓小平的名。” [470]
邓力群在回忆中认为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太过分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试想,尽管当时非常困难,但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后(生产队与初级社只是规模相似,但是在分配方式上是有着重大不同的。因为生产队是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而初级社在分配方式上则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资料分配相结合,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这并非单纯的后退,而是前进中的后退。),不是想着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如何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来摆脱困难,而是主张实行分田到户。这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且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否定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是一种严重的动向,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虽然陈云在组织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陈云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而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却出现这样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陈云进行的严厉批评又怎么能说是过分的呢?
从邓力群的评述并结合业已公开的其他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面对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分田到户的严峻状况,毛泽东只是在与刘少奇单独谈话时批评他没有顶住这股风,还说了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的话;[471]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初期在与陈云个别谈话时作了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不论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还是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他既没有将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在会议上公布,也没有公开点任何一个常委的名。就是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公之于众。[472]
此间文献资料显示,就是在毛泽东谈到陈云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恢复需要八年,如果实行分田到户的话,只要四年就能够恢复的话时,也只是用“有人说”、“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这样不确定的用语来表达,而且还是在与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较小范围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在谈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时,虽然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的,他还有意用“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这样隐晦的语言来表述。[473] 由此可见,他不论是将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问题公之于众,还是在会议上直接点名批评主张分田到户的常委,都是经过反复思考,极为慎重的。
对当时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过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对他们三人的处理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毛泽东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474]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直接向他当面陈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的批评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表现在对他们批评的程度和场合的不同上。出现这种区别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份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及作为造成的。这表明毛泽东在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时候并没有感情用事,而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坚持原则,讲究策略,既要弄清是非,又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已经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他只是在与刘少奇、陈云单独谈话的时候分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在会议上既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情公之于众,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常委点名批评,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斗争手段,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对当面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的批评也是语重心长,讲究策略的。
      针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毛泽东采取延安整风时的方法,希望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使犯错误的同志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对于在党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呢?
邓力群回忆道:“86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形势、阶级、矛盾的报告,采取的是同志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符合党内生活的原则,方式是正常的。报告中谁的名都没点,有错误的同志自己在会上分别作了自我批评。从党的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原则和方法来看,这次会议与庐山会议不同,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一个重大的危险制止住了。”[475]
毛泽东认为在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使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在对邓子恢的批评和帮助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公开批评最厉害的人莫过于邓子恢了,以致于几十年后,当时参加会议的袁宝华还对邓子恢作检查那天“脸色煞白”的印象记忆犹新。[476]
尽管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说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又撤销了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但是也并没有把邓子恢个人怎么样,仍然调他任国家计委副主任。[477]
八月十一日,邓子恢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老帐。[478]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重印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材料时,写了如下批语:“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479]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这份材料,是邓子恢带领工作组下乡调研后写成的。转报中央后,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将这份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四级党委。在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称赞“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 “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着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48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邓子恢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贯彻“六十条”后的农村工作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这种做法不仅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还向全党予以介绍和推广。可是不久邓子恢却又热衷于搞包产到户,从原先的立场上动摇了。
如果将邓子恢这次出现的动摇,与他建国后在农业合作化上的一贯表现联系起来看,这个时候邓子恢产生的对形势的悲观看法和大力提倡包产到户,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一九五五年不愿搞合作社,后来又以整顿为名砍掉几十万个合作社,乃至以前提倡四大自由一脉相承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将邓子恢的这些错误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这里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邓子恢一个人,而是邓子恢所代表的党内的一种现象,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部分人。后来这部分人被毛泽东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我们欢迎邓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481]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邓子恢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检查进行了分析,既肯定了他在检查上所作的自我批评,对他认识的转变表示欢迎,又指出了他在检查中没有从自己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主张在城市中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的角度从思想上作出深刻的剖析,因而他的认识还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够的。
八月十三日中心小组会议上,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482]
从毛泽东在邓子恢作检查时的插话来看,他批评邓子恢没有经过细致的调研,一遇到困难,就认为集体经济搞不好,匆忙实行包产到户。这是与邓子恢自己当年主张贫农团相矛盾的。对于党在农村方针政策的调整,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这就要经过全面的调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深入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田家英也只是分别调查了三个公社的三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完,就得出分田到户的结论。到底怎么样,还是再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作结论嘛。毛泽东引用长征结束时中央对形势估计的事实,还是旨在说明在遭受困难,总结经验教训后,我们比以前是强大了,还是会取得比较迅速的发展的,因而悲观的设想是没有根据的。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用事实来说服邓子恢转变态度。
八月二十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483]
在邓子恢作检查后,毛泽东考虑到邓子恢在思想认识上不见得立即转变过来,可能心里还保留着自己的看法,因而才表示到底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既表明了毛泽东的自信,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宽宏大度。他没有利用职权来压人,而是通过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邓子恢认识错误后,又心平气和地说出这样一番话,让人心悦诚服。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和平等的态度。
曾经提出“三和一少”的王稼祥,在会议期间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王稼祥的要求同他谈话。王稼祥说,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想在十中全会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484]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应王稼祥的要求,见了王稼祥。在王稼祥要求在全会上做检讨时,由于王稼祥及时认识了错误,影响也不大,因而毛泽东就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全会上或常委会上做检讨,而是让他在中联部内部生活会上与几位同事沟通好了就行了。
关于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集中体现在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上。他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485]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处理问题。他讲的“里通外国”、“秘密反党小集团”显然是讲的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掀起的翻案风。从讲话中看,毛泽东对他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是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是搞修正主义,但是从他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谈话来看,这个意向是明显的。不过,当时是处于党内团结和有利于思想认识转变的考虑,他才没有直接讲出来罢了。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党内出现了右倾,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如果改正了错误以后,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他是把修正主义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他没有将这些犯错误的同志看成不可救药的人,而是期待着他们的悔悟和觉醒。他重申了党的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的政策,要求全党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决不会不理他们,而是要抱着欢迎的态度,满腔热情地去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他明确表示要采取延安整风时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只要向党诚实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还是好同志。他用民主革命时期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延安整风后改正错误的事实,来说服今天犯了错误的同志仍然可以像他们当年那样能够获得全党的信任和谅解。
从以上我们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后,毛泽东为解决这些分歧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采取召开会议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他密切注视着会议的进程,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引导着会议的发展方向;他批转农村集体化的材料,制定发展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反击单干风,推动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他用困难地区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恢复的事实,通过地方负责人要求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发言,批转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印发兄弟党的相关材料,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进一步推动主张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转变;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出发,对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批评上坚持原则,在处理上讲究策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正确的党内斗争,为推动这些同志思想的转变,做出了不竭的努力,显示出党的领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这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分歧能够得以平缓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几十年后,在回顾当年这场斗争的时候,邓力群感慨万千,对毛泽东的敬佩发自肺腑,溢于言表。他在《国史讲谈录》中由衷地赞叹道:
“会议中间(指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还讲了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样就把一场单干风波平息了。从结果来讲,确实不严重。如果毛主席不采取这些办法,如果生硬处理,如果把常委六人中五人主张分田、只有一个人不赞成的分歧公诸于众,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的,无论是错误也好、正确也好,他都是简单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那情况就严重了。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只有五年多,虽不能说全部农村都要分田单干,但是相当多的农村要分田单干,这样情况就不是不严重。而实际上没有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那是因为处理得很好。要讲右倾,这是实实在在的右倾。”[486]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转过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与庐山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伤人。解决得非常好。”“现在真正有右倾了,不用说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就是用其他的办法扯开了,把工作会议的分歧公开了,公开五个常委要分田到户,一个不赞成。如果那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毛主席。我们这个中央好就好在这里,大家相忍为国。想起这一段,问题那么严重,解决得那么高明不能不佩服毛泽东。”[487]
从邓力群的评述中可以看到,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情况下,面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毛泽东既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分田到户的主张公之于众,也没有简单地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多数常委要求分田到户的主张,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使农村沿着集体化的方向继续前进,避免了一次后退。这不能不使我们对毛泽东产生由衷地敬意和爱戴。
2)党内被批评为黑暗风、单干风的领导同志偃旗息鼓,在批评和帮助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成为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能够以平缓的方式予以解决的重要因素。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在形势估计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拒绝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上[488],而且还表现在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为贯彻七千人大会确定的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两次会议上。一次是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另一次是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由于发现了一九六二年尚有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因而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改变了七千人大会上做出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判断。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陈云认为当时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周恩来的讲话则与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形势的判断相衔接。[489]
从上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已经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周恩来没有表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田家英、陈云和邓子恢先后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提议。
七月八日,毛泽东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他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反对态度。七月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490]
毛泽东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他没有顶住,还说了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的话。[491]
在毛泽东表示了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态度后,刘少奇又进一步了解了农村的形势,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492]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八月十一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刘少奇的发言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49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时作了一些补充和说明,还用事实对刘少奇说的五月会议上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的观点进行反驳。从刘少奇的发言看,他承认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认识上存在失误。当然他在谈到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时说的还是很含蓄的。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间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494]
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承认毛泽东提出的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方式,纠正了自己原来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的态度。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心小组的发言看,他们实际上不论是在对形势的估计上,还是对原先同意采取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措施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
当时积极向毛泽东推荐分田到户的陈云,在毛泽东明确反对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后,又是什么态度呢?
从前文引用的邓力群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在北戴河会议正式召开前,毛泽东在与陈云进行个别谈话时,对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495]在毛泽东对他批评后,陈云的态度又如何呢?
七月二十八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这封信经邓小平转报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496]
由此我们看到,陈云以写信表示赞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方式,放弃了分田到户的主张。他自己则因病休养了,没有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从前文我们引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曾经于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三日先后两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作检查,说自己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497]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虽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但是在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态度,同时也作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当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常委转变了态度,放弃了这个主张。尽管毛泽东对多数常委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表示不满,但是也没有在会议上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分歧,更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让未经中央同意就出头露面宣传包产到户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会议初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争论转为激烈。在当时的态势下,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几位常委商量后,才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虽然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却也没有像批评反冒进时对周恩来、陈云批评的那样严重。不过是在讲话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才导致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被打为反党集团的。
相比之下,一九六二年发生的党内分歧,在毛泽东表明反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意见后,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多数常委及相关干部在毛泽东的批评、开导和帮助下,迅速改变了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而没有在会议上继续争论不休,致使会议失控。这也就成为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能够以平缓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像庐山会议那样走向激化的重要因素。
3)以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为鉴介,纠正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妥善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这是能够以平缓方式处理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严重分歧,而没有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酿成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造成反右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共产风”又乘机刮了起来,刚刚取得的纠“左”成果毁于一旦,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呢?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498]
这就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当刘少奇提出应该规定一个传达范围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未加思索,就当即表示了赞成呢?在决策这个问题时刘少奇提出的建议到底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还仅仅是一个导火线?应该怎样看待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建议呢?
我们还是从当年的文献资料中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一九六一年前半年,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就认识到了庐山会议后由于反右倾斗争部署失误而造成的沉痛教训。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499]
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500]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501]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前,在纠“左”过程中就已经察觉到不应该将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在县以下继续贯彻落实《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进行纠“左”。正是由于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才反出了一个浮夸风,造成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中断了纠“左”进程。
这样看来,在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后,毛泽东之所以未加思索就表示赞成,是因为此前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刘少奇的建议在这个问题的决策中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当然,我们对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建议还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正是由于这样,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才在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求大家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工作问题的关系,不要因为抓阶级斗争,把工作丢了。
他说:“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给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502]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汲取了庐山会议的教训,妥善处理了阶级斗争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才不仅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避免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一九六二年党内产生的右倾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还要严重,但是却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能够得以解决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讲究策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由于当时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常委及相关高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批评和帮助下改变了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还由于接受了庐山会议的教训,妥善处理了阶级斗争和工作的关系问题。因而才能够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分歧。从对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在经过长达两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后,九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才正式开幕。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503]这样就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发表为标志,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
6、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深远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虽然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还要严重,但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等常委放弃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看,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只不过是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而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坚持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深层历史原因。这表现在直到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证据,说自己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观点是正确的;[504]也表现在后来林彪虽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但是当着文革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林彪从文革阵营里分化出来,演变成强大的反文革力量;还表现在一九七八年后,当邓小平、陈云主政中央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从而导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全面崩溃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分歧,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忧心,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对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的看法,在毛泽东心中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表现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上旬,毛泽东在修改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时,将原稿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亲笔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问题上,[505]也从后来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506]
一九六二年产生的党内分歧,虽然以比较平缓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听取罗瑞卿汇报战备问题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507]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的话,显然是处于团结的缘故才这样讲的。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几乎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反对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其他常委并没有顶住。由此我们看到,尽管过去了三年,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合继续作接班人了,但是他仍然从维护领导班子其他同志的威信出发,没有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公之于众。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强调了领导人、领导集团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性,而且还将其与一九六二年党内发生的分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指出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现实性问题。他还特别说明国内外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一九六二年的党内分歧以比较平缓的方式解决了,以后随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的进一步发展,结合以后的事实,毛泽东再返回头来重新审视这次分歧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路线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他才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508]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当出现困难的时候,产生了黑暗风。这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不仅没有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去探索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反而却在毛泽东经过反复调研,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仍对此漠然置之,以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名,热衷于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不能不引发毛泽东的深思。
这里让毛泽东特别忧心的是,在单干风蔓延的时候,党内高层不仅没有进行过抵制和反对,还竟然获得了多数常委的同意或认可,要不是自己坚决反对,一九六二年就会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农业合作化成果被否定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就会走向瓦解。由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会逐渐走向解体。这样随着公有制经济的解体,私有制经济将会迅速发展,两极分化快得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会复辟。
难道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对此缺乏了解吗?
其实不然,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大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509]时隔七年,常委的多数领导同志却仍然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一遇到困难,就想走回头路。他们对于我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破坏,缺乏深刻的认识。更让毛泽东担心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一般的高级领导干部身上,而且还出现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处于决策位置的领导人中间。还不是常委中的个别人,而是常委中的大多数人。毛泽东在想,一旦自己不在了,现在的班子能否承担得起领导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大任?自己将班子交给他们又怎么能够放心呢?这可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啊![510]
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又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它与此前发生的矛盾和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一九五七年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以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反右派斗争为导火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地基础上,提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他还进一步指出阶级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511]
庐山会议期间出现的右倾和进行的反右倾斗争,说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反映到党内来,形成了党内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更为严重。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要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就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要不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就会以中央的名义付诸于实施了。毛泽东通过对一九六二年党内分歧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党内出现的分歧并不是孤立的,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在困难时期,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形势看得比较严峻,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表现淡漠,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种状况反映到党内来,才出现了多数常委同意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举动。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又一次反映,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现实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沉思。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512]
他不仅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还要求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具体问题中摆脱出来,要看到隐藏在后面的普遍问题。[513]他希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从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以分析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党内分歧为突破口,经过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和发言,以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标志,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尽管这样,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多数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事实仍然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这使他非常担心,如果党的核心领导层出现了问题,产生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要比下层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514]因而如何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如何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够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就成为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这就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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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6 16:51:2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的形式之四: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表明,走资派就在党内,而且还存在于党内的高层。虽然他们的分歧以《二十三条》的制定而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其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为了落实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和机关叫做“五反”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运动。由于城市的“五反”运动后来纳入“四清”运动之中,因而我们在研究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就主要研究“四清”运动。
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上,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没有经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社会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活动,先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作为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在这种探索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通过与地方领导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将地方社教的典型材料批发全党,指导着全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他的观点对社教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样也在进行着思考。在修改《后十条》的过程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在运动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问题上的分歧趋于激化,并出现了当面冲突。虽然最后以体现毛泽东观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的通过并下发全党而使毛、刘之间的冲突暂时予以化解,但是其影响则是深远的。
当时为什么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基本状况又是如何呢?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呢?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对后来形势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出现的右派进攻及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这些在党内外出现的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源。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又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严重的警示。因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和要求。
其实,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即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表示“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八月八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从一九六○年起,先后在农村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又一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515]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在我国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要进行上层建筑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可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才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要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
八届十中全会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对此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呢?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又搞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看八届十中全会后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视状况。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516]
由此我们看到,八届十中全会后,只有湖南省、河北省闻风而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他绝大多数的省没有行动起来。这令毛泽东非常不满,因而想通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统一认识,部署全党的社教工作。
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517]
邓力群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可是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想办法使阶级斗争开展起来。他到处谈话,到处调查,到了1963年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亲自把几个省委书记,湖北的、湖南的、河北的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安排在政治局委员这一排的中间。会议的安排一向是,主席团是六个常委,第一排是政治局委员。这次会,毛主席亲自安排这几个书记。包括尚昆同志,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叫他们发言,只把他们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原来是这些省、市曾向他汇报,或者他到那里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些省委书记抓了阶级斗争,搞了一些试点,有一些经验,提出了一些问题,能够领会他提出的十中全会的精神。”[518]
这样看来,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批转了湖南省、河北省关于社教的报告,而且还破格地让进行了社教的湖南省、河北省两个省的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坐在政治局委员的席位上,以这种座次的安排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推动社教运动的发展。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不仅地方领导人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淡漠,就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是如此。这还可以从以下的文献资料上得到验证。
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先后收到地方关于社教的几个报告: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毛泽东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
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同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519]
由此看来,虽然当时侧重于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是却对防止自身出现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识不足,就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他要以此为鉴,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3、一九六三年二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在与地方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发现,多数省委负责人并没有重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而他希望通过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来打通思想,进一步在社教问题上形成共识,推动全党社教运动的发展。
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城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做“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命名“四清”运动。会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1)在城市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520]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这个指示在三月一日由中共中央在全党予以发布。[521]
会后,城市的“五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522]一九六五年一月中旬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规定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523]
这样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以将城市的“五反”运动纳入“四清”运动为标志,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2)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原先不叫“四清”运动。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采用保定地委的提法,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四清”运动(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后来,又采纳王任重的建议,将“四清”运动的内涵确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在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三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 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524]
一九六三年四月,毛泽东收到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物”